虎嗅注：
1798年，32岁的英国神父马尔萨斯在目睹了暴增的贫困人口所带来的革命与暴力之后，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为《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
在小册子中，马尔萨斯描述了英国人口膨胀的可怕前景，并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是按照指数倍增，而粮食等资源是按照算术级数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不均衡会越来越大，贫困人口会越来越多。
要达到二者均衡，有两个方案：一种是积极抑制，即瘟疫、疾病、动乱、饥荒等将过多的人口强行消除；另一种方式就是预防抑制，主要是道德抑制，通过禁欲、晚婚晚育来减少人口的增加。
这个小册子几乎成为200多年来社科领域内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然而，马尔萨斯却成为带给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始作俑者”。
梁建章却认为马尔萨斯的这套理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并不适用。
为了回答与人口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虎嗅精选最新上线梁建章的《人口保卫战：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专栏，以呈现梁建章近年来对国际、东亚及中国的人口趋势、创新发展力的研究成果。
在今天这篇文章里，你可以很清晰明了的获得如下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马尔萨斯理论不适合现代经济？
一个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讲得通的经济人口学范式，该是什么样的？
若人口数量与创新正相关，为什么人口最多的中国，却没成为先进？
世界各国的创新能力分别处于何种水平？如何测量一国的创新性？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著名的马尔萨斯经济人口学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下面这一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300年以前，中国的农业技术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因此，与陆地面积大致相等的欧洲相比，中国可以负担比欧洲大得多的人口规模。然而， 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只是略高于生存水平而已。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两代，占据了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
在此期间，中国人口从8000万增长到了3亿，而人均收入水平却几乎没有增长。过多的人口拖累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马尔萨斯理论准确地刻画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
不再适用的理论
马尔萨斯理论虽然在历史上是准确的，但是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
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比如中国，2016年农业只贡献了经济总量的8.6%。每一个现代经济体几乎都主要由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组成，因为与农业相比，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更加迅速，并且现代经济体中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比农业社会中的快得多。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了。从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但是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工业部门所需的资源强度却远远低于农业所需的土地强度。
此外，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们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此外，像太阳能这类清洁能源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已经接近化石燃料了。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中，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更少了。这两个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对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而不是马尔萨斯理论所认为的需要较小的人口规模。
最后，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几乎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
在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亚洲， 通常是在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4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低于1.5。
这么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的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在现代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当属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发现专业化和贸易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Smith，1776）。100多年以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了“创造性颠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创新和创业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熊彼特并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经济模型，但他的这一洞见在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Schumpeter，1942）。
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 罗默（Paul Romer）提出了一个关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模型（Romer，1990）。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我曾研究过这个模型， 注意到它包含的一个含义是：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可以使更多人从事研究和创新，从而驱动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这一模型中有几个假设条件，其中之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确保知识和商品可以被人们用来交易。另一个假设条件是强化商品和知识的产权意识，从而可以使人们有动力去创新科技和创办企业。
罗默提出的这一模型揭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恰与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理论相反。通过创新这一渠道，人口的增加将使得经济增长更快，收入更高。
为什么人口最多的中国，却没成为先进？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并没有成为类似西欧诸国或者美国那样的先进国家呢？
关键或许始于600多年前的明代，当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航海技术比同时期的欧洲地区先进得多。但在此次航海活动之后不久，由于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统治者停止了所有的海洋探险活动，并且关闭了中国的沿海贸易。
从地理上看，美洲离西欧更近， 因此西欧国家能够早于中国发现新大陆，这有助于它们扩张贸易，并在后来引发工业革命。同时期，近代中国遭受了一系列的战争，以及苏联经济模式的实验失败，因此，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落后的。
综而述之，在过去的600多年里，中国自给自足的贸易政策切断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使得中国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逐渐趋于落后。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汲取了火药和罗盘等古代中国的发明知识，并利用它们创造了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航海技术。这些发明帮助它们征服了新大陆，并将其经济贸易扩展到了非洲、中东和印度，获取了比中国更为广大的市场。这就是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的主要原因。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那么在这一前提下， 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美国20世纪的经济史就展示了这种优势。
早在1850年的时候，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而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过，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欧的技术，同时吸引了大批移民。不久之后，它的人口就超过了西欧各国，从一个欧洲技术的模仿者，迅速演变为一个技术创新的开拓者。
众多发明家和企业家，例如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引领了世界先进技术和商业组织的潮流。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赶上了西欧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1900年之后，美国持续吸引大量的移民，其经济规模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总而言之，利用人口规模庞大这一强大的优势，美国成为领先世界的创新者和超级经济大国。
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人口众多是创业与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众多成功的本土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展开竞 争。例如，华为和联想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
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数量，中国不仅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不同国家的创新能力
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创新能力之 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如何测量创新。
图2-4显示了测量创新的所有指标。从投入的角度来看，测量创新的指标包括研发支出和研究人员的数量；从输出的角度来看，这些指标包括专利的数量、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全球创新指数用以测量和总结所有这些指标，并赋予每个国家一个指数，以反映该国创新的整体水平。
图2-4 2012年全球创新指数框架
资料来源：全球创业观察，2012 年
图2-5显示了主要国家相对于其收入的创新指数。纵轴代表全球创新指数，横轴代表该国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图上的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圆圈的大小表示该国人口规模的大小。
图2-5 全球创新指数与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气泡的大小表示人口的多少）
资 料 来 源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5； World Bank，2015.
图2-5显示，一国的创新指数与人均GDP收入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高收入国家更具有创新性。这并不奇怪，因为高收入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时间致力于研究与开发，而更多的创新将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通过绘制一条向上的回归线，我们可以从人均GDP收入中预测一国的创新指数。
在图2-5中，大致将国家分为三类。右上角地区是发达国家，其中最大的圆圈代表的是美国。在这一区域下面，有两个区域：一个在回归线的右下方，另一个在回归线的左上方。
对于回归线以下区域中的国家，就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收入而言，它们并不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对于回归线以上区域中的国家，就根据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收入预测出来的创新性而言，它们的表现更具创新性。
在这一地区中，有两个巨大的圆圈脱颖而 出，最大的圆圈代表的是中国。与具有相同人均GDP水平的国家（人均GDP为7500美元）相比，中国明显表现出更多的创新性。印度的人均GDP 为2000美元，与那些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印度也显得更加具有创新性。
与中国和印度不同，许多国家的创新指数，落后于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预测出的创新指数数值。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巴西， 就它们的收入而言，这些国家显得并不那么具有创新性的特征。这些国家通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人力资本非常低。如果我们分析这些经济体最近的增长率，就会发现，与那些相对于其收入而言具有低创新指数的国家相比，这些相对于收入而言拥有高创新指数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
创新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虽然不太明显，但仍然可以从图2-5中看出的是“规模效应”：大圆圈往往位于回归线上方，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相对于其收入而言，就往往越具有创新性。在此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分析“规模效应”。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印度和中国的公司都是低成本的生产者或者模仿者，但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所进行的创新，尤其是中国，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创新性。
图2-6 显示了每100万人中科研人员所占的数量。自1996年以来，中国每100 万人中所拥有的科研人员数量已经超过了巴西和墨西哥。
图2-6 在研发活动中的研究者人数（每100万人）
资料来源：World Bank，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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