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
梁建章提到，他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时开设了一门课程， 有一次一位博士生提问：“梁教授，你一直告诉我们，人口众多对创新有好处，但在商业世界中，为什么小公司反倒比大公司更有创新力呢？”他当时的回答是：“如果你看一下专利的产出，很快就能否定这个问题的假设： 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有创新力。”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梁建章本人也陷入了沉思：虽然大公司一般更具创新力，但确实有许多初创公司在创新方面击败了大公司，很多大公司在跟进最新技术潮流方面不如小公司。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大公司陷阱”，并可由此衍生出“大国陷阱”这样的词汇，来表达大国的自满和停步不前。
梁建章谈及，他的儿子转学到波士顿的一所私立高中时，他惊讶地发现，孩子们学习的内容与30年前大致相同。不可想象，美国这样以教育创新为先导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的教育也定面临诸多问题。
教育内容的滞后和停步，令学生花费更多宝贵的青春在攻读学位、准备考试上。导致青年人毕业后用于职场积累的时间被压缩，职业生涯就此被扰乱。因此，他指出，假如年轻人能够比同龄人早3年毕业，他的职场进阶之路就会增加更多成功砝码；假如年轻女性的毕业时间能够提前2年，她就有更充足的时间用于生育和职业准备，而不至于多个人生任务在同一时间叠加。
本期内容谈及了大国陷阱、移民创新及教育改革等多个问题，很多建议值得深思，一起学习~
携程旅行网的故事：公司规模和国家规模之间的类比
我的公司携程旅行网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
1999年的时候，我与人合作创办携程旅行网，一直经营到2006年。通过一系列创新，携程旅行网迅速成长为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上的领导者，占据了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携程旅行网成为一家盈利很好的上市公司，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市值。我坚信携程旅行网的运营将会持续下去，就在2007年辞去了首席执行官职位，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2012年毕业后，我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继续从事人口和创新方面的研究。
然而，在我缺席的几年，在与初创型小公司的竞争中，携程旅行网创新乏力。从2009 年开始，它开始渐渐失去市场份额， 盈利能力遭受重创。到2012年的时 候，它的市值就已经跌至20亿美元。情况变得如此糟糕，董事会要求我再次掌管公司。因此，在2013年的时候，我重返携程旅行网，试图扭转公司的状况。
实际上，携程旅行网的创新困境与其他大公司遇到的问题很相似。像许多成功的大公司一样，它变得自满和保守。此外，为了提高效率，携程旅行网的组织机构变得过于集中，而创新的想法却往往淹没在官僚机构中。
为了促进创新，加快执行的速度，我将公司分散成许多业务单元。每个业务单元都有自己的研发、产 品、服务和分销功能。在试验新产品和新技术方面，它们变得更加敏捷。为了使这些业务单元的领导者更像企业家，他们被允许购买业务单元的虚拟股票和虚拟股票期权。各事业单元之间的合作，由双方遵循自由市场的原则协商处理，而不是由总部协调。总部不再是企业发展的瓶颈，而只负责品牌、融资、投资和战略关系。这些功能仍然集中在总部，是因为这些功能的规模效应是最大的。随着企业中多数功能的分权化，企业的执行速度、灵活性和创新性得到了大大提高。
2014～2015年，在很短的时间内，携程旅行网成功地被塑造成一站式服务的移动旅游平台，在很多领域的创新力超过了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携程旅行网再次成为市场上的领导者，拥有超过200亿美元的市值，是中国最为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携程旅行网创新能力的起伏，与一个大国创新能力的发展路径相类似。自满和过度集中往往是大国施政的缺陷。
越是庞大的国家，越容易自满， 乃至过于自信。当被问及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时，清朝的乾隆皇帝说，中国是如此庞大，在其领土内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但他错了，因为外面的世界大得多，也有规模更大的人口。中国皇帝实施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浪费了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规模优势。这是在过去的500年中，中国在与西方的创新竞争中失败的主要原 因。
另一个政策陷阱是过度集中。大国倾向于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政策法规。从效率方面考虑，这显然是一个优势。例如，如果欧盟是一个单一的国家，那么一家在欧洲各国经营的企业，不用担心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税法。不过，实行统一的政策也有其不利之处。
第一，一刀切的政策可能不会适合所有地区，每个区域的最佳政策可能是不同的。第二，政策的高度统一不允许不同政策进行足够的实验，不同地区之间也不易形成竞争。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应该允许在不同地区实验不同的政策。成功试行的政策将被其他地区模仿，居民也能够迁徙到推行成功的经济政策的地方。政策法规的适度自由竞争是有益的， 完全采取一刀切的代价和机会成本可能会很大。
中国推行一刀切的计划生育政 策，并不适合全国所有的省份。在中国一些边远地区的贫困农业省份，其发展状况可能仍然处于马尔萨斯经济阶段，但大部分沿海地区如上海和广东等地已经出现极低的生育率，与韩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无多大差别。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施行不同的生育政策，那么富裕省份在许多年以前也许就会结束“独生子女政策”。然而，我在2011年得知，限制生育的政策被写入了全国的宪法修正案。
最优的政策，应当是在统一政策的高效率与区域政策的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大国应允许不同地区在经济政策上略有差异，比如允许实验一些新技术。一般来说，对于无经济意义的一些习惯可以优先考虑统一，例如语言、度量单位等。其他方面的事情就要棘手得多，因此，大国的中央政府（或像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跨国机构），需要在统一性和多样性方面取得最佳的平衡。
大国的陷阱是小国的机会。当一个大国设置贸易壁垒的时候，小国可以充当大国的窗口。例如，20世纪80 年代，中国内地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内地希望与世界接轨却还存在很多障碍，香港地区作为内地与世界连接的一个窗口，很快繁荣起来。近年来，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香港地区作为窗口的作用也降低了。
大国往往倾向于统一的政策，在采取与创新相关的新政策时行动缓 慢。例如，当大国在允许有争议的新技术方面动作迟缓的时候，小国可以引进这些新技术，这样就有可能在相关的产业领域超越大国。这些有争议的新技术包括生殖辅助、无人驾驶和基因工程技术等。
小国的政策策略应该是实施自由贸易经济，对新技术采取灵活的政 策。然而，和大国竞争是一场艰苦的较量，因为较小的国家即使生育率很高，也面临着国民不断向外移民的压力。大国拥有充满活力和创新力的大城市，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正在源源不断地从较小的国家挑选最好的人才。东欧国家拥有高质量的劳动力， 但它们本土的很多人才移民去了美国。为了能够弥补人才流失的损失， 小国必须实施成功的移民政策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斯坦福大学我所在的经济学博士生班上，大部分外国学生毕业后都选择留在了美国，包括几乎所有来自南欧和东欧国家的留学生。只有那些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学生，才会考虑返回自己的国家。也有一些博士毕业生，选择去一些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工作，比如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
贸易与移民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国家不需要依靠移民来实现庞大人口规模的利益，而可以通过与大国进行贸易来实现规模经济。的确，贸易开放是实现创新和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WTO、欧盟等大型的自由贸易区。然而，进口货物与进口能够制造货物的人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人可以融入当地社群之中，开办新的企业、纳税，以及参与选举。尤其是当移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科技人才时。移民可以和本国人密切互动，碰撞交流，从而产生创新的想法。
移民和贸易对创新的有益影响是长期的，但其对当地人的负面效应往往立竿见影。有的时候，选民出于对眼前利益的考虑而做出反对移民的选择，就像那些英国人投票赞成英国脱欧和美国人选举特朗普当总统一样。令大家惊讶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在反全球化和反移民的平台上赢得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主要靠老年人和低学历的人支持。可以理解，这两大群体当然不是创新的直接受益者。
事实上，世界上最需要移民的国家是日本，因为其年轻的劳动力正在迅速减少。然而， 日本中老年选民的人数超过年轻选民的人数，他们拒绝接受大规模移民的任何政策，因为老人更关心的是短期内移民对其的冲击，并不重视长期的经济活力和创新。正因为如此，吸引年轻的、高技能的移民作为未来的选民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政治利益同国家的长期利益才会相一致，否则，国家将会陷入“人口陷阱”，经济政策会被反对移民和贸易的短视的民粹主义所绑架。
虽然英国脱欧成为现实，特朗普获得选举胜利，但是仍有大量人才涌入美国和英国。我相信两国所受的挫折是暂时的，由于拥有大量的高技能移民和高生育率，美国与英国现在拥有规模庞大且在不断增长的年轻人 口。与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日本相比， 美国将仍然是最为开放和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前者的政策将会越来越受制于其越来越老的选民。
教育改革
我儿子最近转学到了波士顿的一所私立高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与30年前我读高中时相比，虽然学生比以前学习更加努力，教学设施也比以前好得多，但直到18岁以前，他们学习的内容都大致与30年前的内容相同。
另外，正如第二章所论证的，创新所需要的知识需要不断积累。今天，大多数研究领域的起点需要博士学位，有些领域甚至需要博士后学习或多年的工作经验。此外，人们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很晚，学生博士毕业的年龄通常在27岁或28岁。
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讨论的，创业的最佳年龄在30岁左右，创新的最年轻年龄在30～40岁。所以，从博士毕业到最佳创业时机之间的黄金窗口时期变得非常短暂（对于女性来说就更短了，因为她们还需要生育孩子）。因此，今天的孩子需要加速学习，然而教育行业缺乏一定的竞争压力，导致教育改革举步维艰。
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 高考决定了学生在中小学学习的内 容，而这些考试的内容仍然和30年前完全相同。据估计，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仅是为了准备考试，学生浪费在高中的学习时间就有两年。在中国遍地可见的补习班，进一步消耗了中学生其他方面的精力。
在美国，即使是最有天赋的学生也没有勇气跳级，几乎每个人都必须等到18岁才能上大学。私立高中和一些公立学校确实为有天赋的高中学生提供了大学水平的课程。例如，波士顿著名的寄宿学校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甚至为15岁的高中孩子提供计算机科学和微积分课程。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就曾经在这些私立学校学习过，这使得他们能够比同龄人更早地完成大学水平的课程，并且能够在哈佛大学毕业前创办他们的公司。但上述这些高中是例外，因为大多数高中并不能给学生提供这些选择。近年来，随着美国“不让一个孩子落在后面”的倡议兴起，公立高中的平均水平实际上有所下降。
互联网技术一定可以加快学习进程。首先，对于很多学习材料，学生可以在课堂以外学到，或者等到以后再学。例如，或许可以减少历史课和英语课的课时，如果所有的知识点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对于社会问题，学生也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学习，因为学生年龄更大一些后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另外，诸如计算机科学或基础金融等之类的学科，应该成为标准课程的一部分。即使这些科目的好教师不易获得，也不会成为瓶颈，因为所有最好的演讲和练习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教师只需要监控进度即可。
我并不提倡加速每个人的教育进度，但对于优秀的学生来说，如果能通过最新技术来重新设计中学和大学的课程安排，课程进度是可以明显加快的。如果能让20%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和5%的学生提前两年（甚至三年）毕业，不只会对这些学生个人有利，从长远来看对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和企业活力都有好处。当然，此类改革仍需要很多研究和实验。但不幸的是，和其他行业比起来，教育行业中创新和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
问题的关键是，高中和小学校方（甚至是家长）没有任何动机来缩短学制。如果大学录取是基于考试成绩而不是年龄，则大部分人都有动机把学生留在中学多读几年书直到18岁， 而这样做唯一不利于的相关者是学生本人。然而，学生的不幸在于，他们浪费了宝贵的黄金岁月，却仅仅是为了考试才去学习，而不是进行工作或从事创新。如果希望改变现状，就必须进行重大的教育改革，首先可以鼓励高校招收18岁以下的有才能的学生。个别中国大学为年轻的天才学生开办少年班；我是少数的幸运儿，在15岁时就进入了复旦大学少年班。
对我来说，比别人早三年从大学毕业的好处，一开始并不明显，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比同龄人年轻三岁是一个明显的优势。1999年，我与人合作创办了携程旅行网，并且带领它发展为中国一家成功的互联网企业。2007年，我37岁时，决定到斯坦福大学申请经济学博士学位课程。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课程通常招收20多岁的学生，偶尔也有30多岁的学生， 但几乎从来没有招收过40多岁的人。如果我是40岁而不是37岁，那么我就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第二个事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了。
现在，我47岁了， 作为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仍然算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早几年进入大学并且完成大学学业，意味着一个人一生中多了更有效率的几年时 间，这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加速接受教育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而且能够促进创新。
最近，斯坦福大学宣布，将接受18岁以下有天赋学生的申请，并对他们毕业的年限提供更多的灵活性。我希望其他大学也可以效仿。学习贯穿整个人生的旅程，早点毕业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弹性。
缩短在学校的年限还有另一个好处。如果女性能提前完成学业，她们将会多出几年时间来建立家庭和生育孩子。如果在学校的时间能减少两年，这将提高10%～20%的生育率， 即生育率提高20%～40%。
如果政府靠现金鼓励人们生育，根据我们在本章前面的分析，达到这样的效果将需要1%～3%的GDP。这里提出的教育改革，可以同时实现提高生育率、减少教育支出、增加税基、促进创新等目的，应当是一项非常难得的多赢的政策改革。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