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截至目前，本专栏已经用了18期内容，将梁建章的“人口创新论”基本观点陈述完毕。从本期开始，终于要上干货了，即梁建章的具体政策建议，看看梁建章根据研究成果，得出了哪些颇具裨益的科学发展建议。
第一条便是坚持推动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
从历史来看，城市化是个不可逆的国际化大趋势，城市化所带来的创新活力、资源利用率的提升都是可喜的进步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城市化过程中确实伴生着不少尚待解决的问题，随处可见的冲突、被争夺的资源令不少观察家望而却步。于是，削减、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做法屡屡发生。
譬如，根据这一思路，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梁建章看来，一刀切的控制并不是解决城市病问题的根本措施，城市规划不足才是资源短缺、不均的罪魁祸首。
日本最大的城市东京有约3700万人口，而日本全国人口才一亿多。花园城市新加坡有约600 万人口，其面积却不到北京的1/10。北京作为一个人口10多亿国家的政治、文化和高科技中心，不含远郊区在内的建成区人口甚至不到2000万，在全球排不到前10位。可以说，北京的人口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城市化进程是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的过程。由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在1950～1980年的30年中，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 %，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 上升到19.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7.35%。
经济越发达，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低，可支撑的人口也越少。城市具有人口的规模和集聚效应，在促进需求与供给的匹配上，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使用效率上，有着农村不可比拟的优势。只有真正的城市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人口的巨大潜能。
城市化不充分，如只利用“农民工”的生产能力，却不尽力协助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会把很大一部分人口排除在正常的经济循环之外。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现象违背人伦常理，也不利于中国充分城市化和经济健康发展。
如果担心大城市过度膨胀，就应当通过财力和政策倾斜，加强中国数百个中小城市和上千个县城吸纳转移人口的能力。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刘彦随，2010），充分城市化实际上可以节省大量土地。
然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的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城市的发展潜力，削弱了这种集聚效应。在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思路下，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以期有效缓解大城市病的各种问题。
为了实现这些控制目标，北京市在落户、租房、买房、就业、就学等各方面不断推出限制外来人口工作和居住的各种措施。比如，2016年12月21日公布的北京网约车管理细则就要求，想要从事专车运营，司机需要具有北京市户籍，车辆必须是北京市交管部门核发的本地号牌。
中国大城市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人口。深圳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于是成为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在其他的一线城市中，科技和文化创新产业也都集聚了来自全国的优秀人才。但是，中国现在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使土地供应不足，导致房价上涨，同时也使教育资源供应不足，导致入学困难。总体而言，抬高了优秀人才进入大城市的门槛。
推出“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是基于“人口多导致城市病”的观点。实际上，交通拥挤、入学难和污染等城市病不是因为城市人口过多，而是因为城市规划不足而引起的。比如，按2004年制定的规划，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到2020年将控制在850万以内。
其实，只要跳出违反自然规律的人口控制思想，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规划完全脱离实 际。如果一个城市按照4000万来规划，实际住3000万人才不显得拥挤。
此外，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其最发达的城市的人口规模通常也越大。从经济活动和国际可比角度来看，一个城市一般可以定义为建成区的连续空间区域，这种界定往往超出行政区划。
按此界定，日本最大的城市东京就有约3700万人口，而日本全国人口才一亿多。北京作为一个人口10多亿国家的政治、文化和高科技中心，不含远郊区在内的建成区人口甚至不到2000万，在全球排不到前10位。可以说，北京的人口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花园城市新加坡有约600 万人口，其面积却不到北京的1/10。
至于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不应该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理由。比如，新加坡虽然地处热带海洋气候区域，但因为土地狭小，其人均水资源就与北京不相上下，但新加坡正在大力吸引移民以增加人口。美国洛杉矶所处的南加州年降雨量只有北京的70%左右，而且用水量大的夏季几乎无雨。北京的外地调水占用水量不到10%，而洛杉矶85%的用水靠外地调入。
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措施之一，是严厉限制大城市的土地使用。实际上，由于人口的集聚效应，大城市单位面积土地能创造和体现的价值远远高于偏远地区。大城市最需要土地来建设，但难以获得土地，而偏远地区的土地却被严重浪费。虽然限制大城市土地使用的目的是保护耕地，实际上却造成全国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目前，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特大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会更低。因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是在节省而非浪费土地。目前严控大城市土地使用的做法，人为推高大城市的房价，让很多来城市工作的人只能蜗居在大城市，然后把赚来的钱在家乡建造一年可能就住上几个星期的房屋。
城市规模大具有很多好处。比如城市越大，公共交通的效率就越高。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口集聚带来的需求和财力，就可以支撑远比目前更大的地铁密度，乃至像东京那样，可以很好地解决城市交通和环境污染问题。现在中国西部一些省份都建造了利用率较低的高铁，但如果在一、二线城市建设区域内高速交通网络，其效率可能要高得多。
城市规模越大，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分工就越细，能够更有效地匹配，可大幅提升生活的便利性。比如，特大城市就会有分工特别细的专科医生，会有最有特色的各国美食，也会有更多的地铁线路和更多直达世界各地的航班。
另外，城市规模越大，各行各业的人才就会聚集得越多，思想碰撞和交流就会越频 繁，创造力就会越旺盛。世界各国的创新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最发达的城市里。中国最好的创新型企业和人才也集中在几个一、二线城市中。因此，合理的城市化的策略不是仅仅发展中小城市，而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特大城市的投入。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国性城市。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的集中地，在这些城市产生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更能体现出中国科技发展的人口规模优势。但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在阻止这些匹配，让很多科技创新的机会消弭于无形，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最有创造力和活力的部分，对中国经济提升将是极其不利的。就像我们不应刻意阻止年轻人创业一样，也不应阻止年轻人去大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升级的挑战，尤其需要创新来推动，而大城市则是最具有创新经济的引擎。现在中国几乎各个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找不到很好的投资方向。对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收益已经越来越低，唯有对一、二线城市的投资还有比较高的回报率，所以这些城市的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拉动内需和消化产能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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