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莫言在作品《蛙》当中，塑造了一个“草菅人命、杀人如麻却引以为傲”的农村妇产医生的形象，向读者展现“计划生育”成为中国国策的历史岁月。文学笔触往往能令人有切肤之痛，回看历史，人们不禁感慨，到底是一股什么样的思潮、力量，能够让中国曾经制定出形同“杀婴”的残酷决策？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中国发生革命归因于人口太多难以养活，“人口大国”的帽子是否真的如此不堪重负？
梁建章在研究历史后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由于医疗保健技术的改善和婴儿潮的出现，曾经对人口数量增多表现惊慌，纷纷有过控制生育的政策出台。而今，历史形势发生逆转，世界范围内生育率不可逆转的下降，已经使一国的人口结构隐现巨大危机。对此，他认为，人口结构的改善根本上还是要靠提高生育率。
生育政策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中国发生革命归因于人口太多难以养活，对此毛泽东驳斥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倡导解放生产关系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解决“人口问题”。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面临供应配给压力时，庞大的人口规模很容易被当成发展的负担而非优势。随着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演变，中国的人口思想和政策也在不断改变。
自1949～1954年，在毛泽东的人口观和保护妇女健康的宗旨下，生育政策体现在对节育进行限制，包括严格限制机关部队妇女堕胎，严格限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的条件，要求节育药具销售报备，禁止生产和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1953年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节育的方针，放松之前限制节育的措施。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曾主张提倡节育，但在1958年则提倡破除“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的迷信，指出“人口十亿也不怕”，节育活动中止。到1962年，在周恩来的再次倡导下，节育活动再度兴起；20世纪60年代城市出生率有所降低，但农村仍然维持着高出生率。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之后的政策体现为“晚稀少”，即提倡晚婚晚育，拉长生育间隔，只生两个孩子。1971～1979年，中国生育率从5.81直线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的2.75，但之后中国的生育政策并未放松，而是转变为更加严厉的“一胎化”。
1978年，导弹专家宋健在欧洲接受人口控制论后回国，与一些理工学者进行人口预测并提出“一胎化”方案。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该报告声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时任总理华国锋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确定了“一胎化”基调。该政策最终稳定下来的规定是：除部分少数民族外，城镇家庭普遍只可以生育一个孩子，而在大部分省区，农村家庭在第一个孩子为女孩时可生育二孩。
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但在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下，生育率并未延续之前的下降趋势，而是出现反弹并在20世纪80年代徘徊在更替水平以上，这背后是平均生育年龄的大幅提前。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严厉政策的恐慌引发不少年轻女性抢生。实际上，当年人口学界确实有人提议在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人口进入负增长，建议每隔5年实行一个“无婴年”。
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计划生育工作更趋严厉，要求一把手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不仅要亲自抓，而且要负总责。1990～1999年，中国年出生人口急剧萎缩40%以上。2002年3月10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成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
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公布，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尽管2000年人口普查中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23的超低水平，但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严重为由，把大幅调高后的生育率1.8作为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
2003年12月10日，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提道：“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2004年3月10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未来几十年人口总量仍将持续增加，劳动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提高人口素质的任务十分艰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石油严重短缺。”
200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发布，提出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到“十一五”期末，全国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3.6亿人以内；到2020年，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文件强调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独生子女政策的终止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站的迅速发展，各种批评计划生育的文章频繁出现在各类社交媒体上。我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政策建议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我和我的合作者黄文政、李建新，出版了《中国人可以多生！》，这是当时中国大陆出版的直接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存在不合理性的第一本书（Lianget.al，2012）。2014年以后，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大多已经改变了过去认为人口多的惯性思维，赞同应该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社会各界的呼吁促使中国政府于2015年，停止了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政策。
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强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利于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用法治的思维、创新的精神和务实的作风，不断探索新形势下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使计划生育成为惠及亿万家庭的甜蜜事业。”
这是长期以来，中央纲领性文件有关人口政策的表述中，第一次把“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而非“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置于段落之首。这种顺序的调换表明，人口的均衡发展才是人口政策的目标，而计划生育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各种纲领性文件已经摒弃“人口多、底子薄”等隐含人口控制思想的各种表述，即不再狭隘地看待人口与土地、资源、环境、经济的关系，这与过去30多年来的政策性文件形成鲜明反差。
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该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将达到14.5亿人左右。此前的人口规划只是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这次规划则是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上述差异反映了决策者已经否定了人口越少越好的思路，而且认为目前生育率过低，需要提升。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确保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决心。
新一代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中国众多人口的优势，并表达对低生育率的担忧。比如，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开幕。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辞中强调：“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这个表述，明确把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看成各国经济社会的压力，这反映了对低生育率各种后果的忧虑。又如，2017年3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致辞说：“尽管面对国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等困难和挑战，但中国发展回旋余地大，特别是我们有13亿多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众多，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这些表述反映了人口观念的逐步转变。
低生育率陷阱
由于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中国人口太多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加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特别能生孩子。但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民族都拥有顽强的生育文化。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不同部落融合汇聚才成就了统一的华夏民族，之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农业发达，这些都是促进繁衍生息和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在过去两千多年中，除战乱时代外，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通常都在20%以上。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820年的36.6%，降到1900年的25.6%，再降到1950年的21.8%。这期间，中国战乱频发、内忧外患，与其他国家相比，当时的整体环境显然不利于休养生息。而西方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大幅降低了死亡率，导致人口增长远快于其他地区，这一趋势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才得以逆转；1820～1900年，再到1950年，欧洲裔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2.6%升至33%，再降至29.6%；欧洲裔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一度达到33.9%，如果再包括拉丁美洲则达到38.4%。
很多人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生育太多导致人口增长过快。但实际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950年、1980年、2015年分别为21.8%、22.1%、18.7%。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所占比例仅上升0.3个百分点，而从1980年到2015年则下降了3.4个百分点；后30多年下降速度是前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此外，前30年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只是快于曾经历人口暴涨的美国、日本和东欧国家，却远远慢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况且，前30年微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40岁左右增长到66岁。实际上，虽然中国2015年的13.75亿人是1950年5.52亿的2.49倍，但2015年出生的1655万人要远远低于1950～1954年平均每年出生的2100多万人。如果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一直维持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中国现在的总人口甚至可能低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水平。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衡量生育水平的一个最重要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即各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可通俗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见图10-11）。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大致持平。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05。由于中国的出生男女比例和女孩的死亡率都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要更高。根据近年数据估算，中国的更替水平应在2.2左右，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
图10-11 1950～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生育率趋势，2010年。
中国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尽管抽样调查可能低估实际生育率，但由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可验证，2001～2010年的10年中，抽样调查的低估幅度从未超过10%。2010～2015年，国家统计局各年的抽样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7、1.05，平均不到1.20。即便这6年抽样调查对总和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总和生育率平均也不到1.4。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
不少人看到身边的孩子有兄弟姐妹，会觉得生育率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低。但实际上，直觉往往会误导人们极大地高估生育率。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平均生育孩子数只有1.75，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在此情况下，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个假想的情形下，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却占到一半，给人的感觉生育率很高，人口会膨胀，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减少20.5%。
有人看到很多“超生”的孩子，就觉得中国生育率仍然很高，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甚至一些人口学家也被这种错误蒙蔽，觉得调查出来的生育率与直观感受不符。但如上所述，即便很少的孩子是独生子女，一半孩子来自三孩家庭，生育率仍远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规模最终会持续衰减。实际上，当人们感觉来自三孩、四孩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刚处于更替水平；当人们感觉来自二孩家庭的孩子很多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当人们感觉到处都是独生子女时，生育率则处于极低水平了。因此，需要很多三孩、四孩，甚至五孩、六孩才能弥补一些人的不婚、不孕、不育和很多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所造成的亏缺。
这也意味着，全面二孩政策远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正常更替。由于总有部分人不愿或无法生育，或只想生育一个孩子，少数人生育大量孩子对维持民族可持续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意愿生育孩子数可能会呈现出类似如下的分布：6、3、2、2、1、1、0。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够成功实现自己的意愿，那么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达到更替水平。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数量最多为2、2、2、2、1、1、0。这样，7个家庭总共才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就算出生男女性别比趋于正常致使更替水平降至2.15，1.43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3.5%，每两代人减少55.8%。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且人均寿命基本稳定，那么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衰减。
直观高估生育率也许还有心理上的因素。在城市的一胎化政策下，人们倾向于把只生一个孩子当成常态，看到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觉得不正常，看到三个孩子的家庭甚至会诧异。这种潜意识反应可能会强化多孩家庭对生育状态判断的心理冲击。虽然中国农村的独生子女也都比西方普遍，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国的生育率不低。
在历史上，中国人并不比世界其他民族更能生孩子，而近几十年的生育水平更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中国所处的东亚文化圈目前就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根据世界银行和台湾地区2014年的数据，东亚各地的生育率分别是：朝鲜1.98、越南1.96、泰国1.51、日本1.42、韩国1.21、新加坡1.25、中国香港地区1.23、中国台湾地区1.07、中国澳门地区1.24。与此对应，法国1.99、英国1.83、美国1.86、俄罗斯1.70、德国1.39。
这表明，东亚各地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其中华人社会垫底。通常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但与中国文化较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泰国、越南，其生育率却分别低于俄罗斯、法国。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生育率都在1.0～1.3，比日本、韩国更低。此外，在有海外华人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普遍低于主流民族。比如，即使排除教育水平的差异，美国的华人生育率也显著低于白人。
为何东亚文化圈的生育率现在全球垫底呢？主要原因可能是，东亚比较注重孩子的教育，这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既增加孩子的学业压力，又使父母无力养育更多孩子。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有些人宁愿不要孩子。此外，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没有太低可能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年的数据，美国、法国的非婚出生的孩子分别从1980年的18.4%、11.4%增加到2008年的40.6%、52.6%，英国则从1980年的1.5%增加到2006年的43.7%。在这些国家中，很多女性没有结婚却有自己的孩子。这在东亚则非常罕见，比如2006年日本非婚出生孩子的比例仅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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