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根据梁建章的预测，2040年将是一个关键之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这一年开始，发生断崖式的快速老龄化。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口，包括人口规模、地理聚集程度和人口年龄结构。然而，长期以来对人口问题的忽视，以及对我国“人口多、负担重”的误判，形成了当下极低的生育率和全社会弥漫的低迷的生育意愿，形势岌岌可危。
如果还不引起重视，提前绸缪，中国经济将随之遭受巨大的冲击。届时，印度将超越中国， 成为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美国则因其深厚的积淀，将在21世纪后半期重新夺回其创新领导者的地位。
中国未来人口趋势
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是生育水平。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较高，中国人口结构是老人和小孩少，中年人多。虽然现在每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很少，却依然多于走入生命终点的老人，所以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可以预料，中国人口将在10年之内步入负增长，然后不断加速萎缩。
从长期来看，就算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可以把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比2000～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年均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而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否则人口的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让人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到2015年还占世界人口的18.7%，但每年新生儿不到世界新生儿的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人口的5%。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新生儿的比例可能跌破3%。
由于联合国人口署长期严重高估中国人口，这种偏差并没有普遍出现在对其他国家人口的预测上。因此，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未来人口采用联合国所做的预测，而对中国未来人口采用我们基于中国生育走势判断所做的预测。在我们的预测中，假设中国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而且生育率在经历堆积反弹后，恢复到比过去10年实际生育率高出25%的水平，之后的生育率将随经济社会发展遵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轨迹演化。
除了未来数量急剧萎缩，中国人口趋势的另一个表现是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即总人口中少儿比例大幅下降和老人比例大幅上升。从人口统计来看，可把0～14岁占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子化程度，比例越低少子化越严重；把60岁以上占人口的比例称为老龄化程度，比例越高老龄化越严重。从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6%，降到22.9%，再降到16.5%，而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则从7.63%，升到10.5%，再升到16.1%。
少儿比例降低和老人比例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预期寿命延长，二是长期低生育率。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2015年版，在所列的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预期寿命排在第71位，仅属中上水平，但少子化程度和老龄化程度分别排在第45位和第65位，都高于预期寿命的位次。这说明，与其他国家相比，导致中国如此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而非寿命延长。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对其他国家估算相对准确，却一直严重高估中国的生育水平。该报告2015年版本列出的中国2015年的0～1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7.23%，高于中国官方的16.5%；其所列的中国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5.2%，低于中国官方的16.1%。如果将中国官方数据与该报告2015年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中国的少子化程度将排在第38位，而老龄化程度则会排在第62位，中国在这两个指标上的位次更是超出中国预期寿命的位次。
中国2015年0～1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6.5%，不仅远远低于世界的26.07%、印度的28.79%，也要低于美国的18.95%、法国的18.48%和英国的17.77%；中国2015年60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6.1%，也大大高于世界的12.26%。
中国目前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中高收入国家在2015年0～14岁和60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5.64%和10.94%，少子化程度和老龄化程度都要远低于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如此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还仅仅只是开始，未来会进一步大幅加深。可以预料，未来中国0～14岁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会继续走低至10%以下，而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会直线上升到接近40%的水平。中国将成为全球少子化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人口正在接近峰值，而人口数量在峰值前后的十几年上升和下降得都非常缓慢，让一般人很难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所意味的雪崩式衰减。简单来说，如果预期寿命基本稳定，人口的变化基本可以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某种平均生育率来决定；人口是增长还是萎缩取决于这个平均生育率是高于还是低于更替水平。
正是在这种人口惯性下，虽然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0年，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较高，这种平均生育率目前还是高于更替水平，所以总人口依然在增长，让一般人感受不到低生育率的长远影响。
等到高生育率时出生的人口走到生命终点后，人口数量的变化将由低生育主导，其衰减速度将触目惊心。比如，生育率维持在1.5，这意味着年出生人口每一代人将萎缩28.5%，每两代人将萎缩49%。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5，这不仅是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也是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即每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总人口将减半。在这种生育率下，如果中国人口在2100年是6亿，那么到2150年将萎缩到3亿，到2200年将降到一亿多（见图10-12）。
图10-12 1950～2150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预测
资料来源：基于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预测。
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从宏观上看，中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国应尽量在人口规模上保持优势，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最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从微观上看，应该把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具体措施应该是，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为此，关于未来人口政策的建议如下。
（1）全面放开生育，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制度。
生育权是公民基本人权之一，生育权应该属于家庭。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自主生育几乎都是常态。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明示：“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并为此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该文件表明，自主生育是国家承认的基本权利。
（2）对养育家庭给予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也可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
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从公平角度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所以，从公平角度看，应该补偿多孩家庭。
生育补贴是发达国家普遍执行的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取得效果，需要耗费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5%），幸好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财力还相对充裕。完全有能力实行大力度的生育财政补贴。如果现在还不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等到再过10年，中国经济放缓，养老负担加重，政府财力就会捉襟见肘，鼓励生育就可能力不从心了。
（3）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中，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只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困难。
重物轻人的城市化，更让许多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虽然很多外地户籍的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缴税，但他们的孩子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福利。其后果是，不少到了结婚生子年龄的年轻人，面临着要么离开城市，要么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两难选择。不少人也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养育小孩。
实际上，城市完全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看护和教育孩子的资源。此外，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中国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严重不足。可以设想，如果农村的留守儿童，能够转移到城市的学校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些孩子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财富。为此，我们建议，看护和教育资源应按维持常住人口更替水平的孩子数量来规划和配置。
研究显示，对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但我国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整体上数量远远不够，这甚至也造成本地户籍家长看护孩子的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如果政府暂时无法做到这一点，也应充分放开民营机构提供这类服务。其实，就算这些民办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的质量不如公办机构，那也远比让外地户籍孩子离开父母成为农村留守儿童要好。
让外来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并让他们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园、入学，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措施。除此之外，现有学校也应为家长供更多的便利服务，如放学后托管学生的服务等。对于那些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政府甚至也可以考虑设立免费的机构，收养他们的孩子，等到父母的条件成熟后再领回孩子抚养。
（4）在法律和法规上取消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提升，很多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导致各国的结婚率在逐年降低。日本近几年的结婚率已降低到70%，而中国的一些城市似乎也在步其后尘。这些趋势也会严重影响未来生育率。假设女性不婚的比例达到30%，而且不婚女性都不生孩子，即使结婚的70%的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4。
北欧国家的女性结婚率比日本还低，却维持了较高的生育率。实际上，两地已婚女性的生育率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总和生育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婚姻以外生育状况的不同。在北欧国家中，大约有40%～60%的孩子来自婚姻以外，而这个比例在日本仅有2%左右。这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对非婚生育比较宽容，而政府又提供了丰厚的养育福利，让很多单身女性愿意且有能力独立生育和抚养小孩。
毫无疑问，我们并不鼓励非婚生育，但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也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5）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然而，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规模最大、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让更多年轻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创业。到那时，这些城市不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也将会成为充满活力的创新中心。
中国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在2012年为3325万，而印度在2011年为2750 万，美国在2012年为1993万。中国目前居世界首位，但在低生育率趋势 下，这种优势难以维持。2008～2016 年，中国大学报考人数已经减少了10.5 %，这首先会降低大学生的整体质量，最终也会降低大学的入学人 数。这背后是生育率长期低迷导致报考适龄人口的大幅萎缩。适龄人口的萎缩将持续到2023年左右，接着会有一个10多年的平坦期。如果现在不开始大力鼓励生育，平坦期后适龄人口又将经历断崖式坠落。
中国人聪明、勤劳、语言相通、尊师重教、追求世俗成功。如果中国维持世界20%的人口，在市场规模和人才数量上保持绝对优势，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中国的技术乃至科学将快速进步，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中国的经济地位。再加上恢复民族自信心，在全球经济达到均衡之后，依靠加速规模和聚集效应， 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中心，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但在难以逆转的低生育率趋势下，中国的人口规模在达到顶峰后将持续性地加速萎缩，与此相伴的是世界最严重的老龄化。
从2040年起，中国经济将遭受快速老龄化的冲击。印度将超越中国， 成为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由于其无与伦比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将在短暂落后于中国后， 于21世纪后半期重新夺回其创新领导者的地位。
结论
在本专栏中，我论证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口，包括人口规模、地理聚集程度和人口年龄结构。纵观历史，人口对创新的影响始终在发挥作用。所以，我推测， 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替上升，可以部分归因于由地缘政治和运输技术限制的人口因素。
然而直到近期，人口对创新的影响才被重视，部分原因是此前过于关注表面上人口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马尔萨斯是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之一，他的理论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严控生育运动的理论基础。因为老龄化最近才出现在日本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中，所以老龄化现象没有受到重视。
展望未来，我认为人口结构对创新的影响将日益突出，原因如下：
（1） 随着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超过人口增长，资源/环境瓶颈正在消失。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多的担忧将逐渐消失，经济学家将越来越多地关注大规模人口的积极影响，尤其在创新方面。
（2） 服务和信息产业的出现会扩大人口规模的优势。与制造类企业相比，服务和信息产业的创新者需要接近客户，这类公司可以从庞大的本地市场上获得更多利益。此外，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中，市场范围广的公司可以通过大量数据训练机器学习算法来获益。
（3） 即使日常工作和程序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创新仍然需要面对面的沟通，因为创新涉及研究人员、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丰富而强烈的交流碰撞。尽管全球贸易额的增长速度放慢，但航空旅游，特别是国际航空业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2017）。世界级超级大城市将成为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的创新中心。
（4） 尽管有强力支持生育的政策，生育率在许多国家仍将持续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的上升造成的。因此，老龄化问题将扩散到许多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创新和创业方面会更加明显。
三个重量级国家——美国、中 国、印度，将是创新的主要国家。在创新方面，中国将会在2030～2040年超过美国，但2040年后中国的创新能力会因老龄化而下降。到2050年，美国可能会恢复领先地位，主要归功于其发挥全球人才库的无敌能力。中国和美国的大都市将持续吸引最有创造力的创新者和企业家。这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让人拭目以待。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创新中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得益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印度将成为未来几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后半个世纪中，印度也将在创新方面成为中国重要的竞争对手。
创新的竞争将会是一场人力资本发展的竞赛。赢家是那些可以培养和吸引大量高技能人才的国家或城市。为了稳定呈下降趋势的生育率，大多数国家需要制定和推行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教育部门需要用最新科技和终身学习的趋势来提高学习的效率， 更快地培养更多潜在的创新者和企业家。
此外，国家或城市之间的创新竞赛会像选美比赛一样吸引高技能移 民。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学术和研究团体的通用语言，高技能人才会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更频繁地流动。因此，吸引人才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但这是好事，因为政府将努力改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环境，以吸引人才。在某种意义上，每个政府就像一家物业公司，通过其政策和经济制度来争夺客户（创新者）。
最后，我的观点是，全球化将会持续，与其说是通过商品交易，不如说是通过创新的跨境合作。目前由不同国家的发明人联合申请的专利占比越来越高（Alexandra Witze，2016）。任何限制了人才、思想或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国家，将承担被隔离的风险。
因此，在创新越来越重要且国际化的情况下，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代价会越来越高。当然，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总会偶尔出现， 但是国家之间对人才的竞争将会起到有效的平衡作用。
虽然从中短期看，中国经济的前景很乐观，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中国的创新力和经济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人口和人才政策。完全开放生育是必须的，但还远远不够。中国应尽早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为生育提供财政补助，使教育便利化并彻底取消户籍制度和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同时，中国也应及时推出吸引高技能人才尤其是海外华人的移民政策，以及推进教育制度改革。总之， 虽然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力资源， 但是由于低生育率和人才外流，中国必须加紧加大人口和人才政策改革的力度，才能在未来全球的创新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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