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14篇内容。上一期内容讲述了在北魏冯太后的主持下，北方经济制度得以重建，继任的隋朝，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快速实现了统一和财富积累。
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一个乱世中诞生的王朝，从开创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只有隋代是个例外，它在战争结束的九年之后，就到达了繁荣的高峰。然而仔细推敲却发现，在这个繁荣帝国的深处，有着一些东西正在碎裂。厉行节俭的隋文帝给儿子的国库留下了堆积如山的财富，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其实并非一直以来的荒淫无道的形象，相反，他也是一位颇有雄心的君主，可为何这个帝国第一富二代为何还是没有守住江山？这个仅仅存续了37年短命王朝到底经历了什么？
六世纪的“大跃进”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在汉文帝之后，历史再次迎来了普天下的免税。根据《隋书》记载，这一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除去所有的花费之外，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由于没有地方容纳新的赋税，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
历史上将这次事件当成是隋代鼎盛的标志之一。
许多人将功劳推给了隋文帝。这位皇帝厉行节俭，不仅本人省吃俭用，对待大臣也非常抠门。宫廷里一切花费能省则省，因而积攒了大量的财物。在登基三年后，隋文帝罢黜了酒坊和盐井税，将帝国的财政重心放在了农业上。隋代的农业税也比北周时期降低了很多。
然而，隋文帝的盛世又引人生疑。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一个乱世中诞生的王朝，从开创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
汉代由于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复最快的，从汉高祖建国（公元前202年）到汉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
唐代建国（公元618年）之后，虽然很快进入了所谓的“贞观之治”，但“贞观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调整，经济仍然萧条，直到高宗时期，社会才显出了富裕的势头，而进入盛世则是在建国百年之后了；
宋代从建国（公元960年）到仁宗（公元1022年登基）时期的太平盛世用了六十多年；
明代从建国（公元1368年）到“仁宣之治”（始于公元1425年）也用了五十多年；
清代从统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后期社会繁荣时期，也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时期则用了百年以上。
只有隋代是个例外。以隋文帝免税的公元597年为例，这时距离北周灭北齐只有二十一年，距离隋代替北周只有十七年，距离隋灭西梁（南朝梁的残余，北周的附属国）只有十一年，距离隋灭南朝陈，统一全国只有九年。在这些年里，整个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不断侵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休养生息。战争结束的九年之后，隋代就到达了繁荣的高峰，令人感到意外。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隋文帝时期刚达到盛世，经过他的儿子隋炀帝的统治，隋代竟然在各地的反抗中分崩离析。如何将隋文帝的盛世与隋炀帝的衰亡联系起来？这让上千年来的历史学家挠头不已。
然而，如果从帝国的财政角度去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隋代的“鼎盛”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泡沫。所谓“繁荣”，不是民间经济的繁荣，而是帝国财政收入的繁荣。
隋文帝建立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抽取到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所以，本节开头所描述的繁荣是虚假的，只是政府财政的丰裕，却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富足。
由于这个抽税系统过于强大，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时期，终于抑制不住花钱的冲动，以为府库充足，于是四下征战。但他的活动将民间彻底抽干，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人们都已经吃不上饭了，各地纷纷叛乱，但当叛乱的首领们打开政府仓库时，还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粮食……
在三国的魏文帝时期，有不少郡县新归附了魏国，这些郡县老百姓的户籍残缺不全，逃户现象严重，皇帝希望对他们的户籍进行一次严格整理。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样，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历代帝王也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以致于无法征税，导致政府的失败；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否则征税必然过度，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
隋代之前，在北齐和北周的争斗中，北齐属于统计过于混乱的一类，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北周则将土地和户籍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并实行了战斗力更强的府兵制。北周最终吞并了北齐，再次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
北周的政权传到隋文帝时，这位节俭的皇帝建立了比北周更严格的制度，民间经济活动完全暴露在政府的目光之下，无所遁形，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得天下之后，由于兴修新的首都大兴城，从山东地区（崤山以东的河南、山西等地）征调了大量民工。这个地区原属于北齐，户籍制度本来就不够清晰，许多人逃避了政府的征调，于是，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户籍的念头。
正好在这时，北方的突厥人与隋朝的战争也逐渐升级。突厥人在一位著名的首领沙钵略号召下，团结成了一个整体，拥有四十万大军。由于隋文帝对突厥人很傲慢，而沙钵略的妻子千金公主又出自北周的皇室，于是，沙钵略频繁入侵隋代境内。
为了对付突厥人，隋文帝征调了大量的士兵、粮草和运输人员，中国的社会经济尚未恢复，同时政府的财政也开始吃紧。
基于以上原因，隋文帝决心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而要改善财政，首先就是整理全国的户籍和土地。
原来的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统一之前属于北齐。由于北齐的政治结构直接继承自北魏，留下了太多的弊端，税收更加不合理，这里的人们为了逃避税役，常常投机倒把，更改年龄，以求获得政府的免税权。
隋文帝决定以这个地区为突破口，命令地方官员进行一次运动式的大检查，把人们全都叫到官府，逐个当面核实年龄，发现有作假的，不仅本人受惩罚，就连所在地的里正和党长（相当于街道办事处主任，或者村委书记）都要发配边关。
由于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齐和北周）是按户纳税的，在北齐地区内，许多大家庭都有几十甚至上百口人，这些人共同算是一户，只纳一份税。隋文帝乘机将大家庭打散，规定叔伯兄弟必须分家，避免逃户现象。经过这次大检查，政府从民间获得了四十四万三千户新劳力，人口也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
对于山东地区的成功，隋文帝感到非常满意。群臣立即摸准了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颎乘机上本，要求把整理户籍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同时，要把运动的成果变成制度固定下来。
可惜的是，皇帝的重视必然会引起官员的迎合与浮夸风，在隋文帝的号召下，户籍和土地数据都被夸大了，而且夸大得很严重。
最能反映浮夸情况的，是隋代的土地数据。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隋代的土地达到了十九亿四千万亩。这个数字放在隋代，可能人们不会觉得异常，但如果放在现代，这就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为什么震惊？
隋代的一亩是二百四十平方步，每步六尺，每尺大约三十厘米，换算下来，当时的一亩略高于现代的一亩一。十九亿四千万亩也可以换算成现代的二十一亿三千万亩土地。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耕地数量不到二十亿三千万亩。也就是说，隋代的耕地面积竟然比现在的都大！
隋代的统治疆域比现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数量已经超过了现代，这怎么可能？
答案只能是：因为官员的浮夸。
当皇帝重视农业，希望农业取得大发展时，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夸大统计数据，而夸大之后的数据必然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民间的负担猛然加重。
隋文帝虽然生活节俭，却常常大兴土木。他当皇帝之后，修建了新的都城大兴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了仁寿宫，开挖了一条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河。这三大工程都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炀帝之所以也热衷于建设更加宏伟的工程，灵感就来自于他父亲的三大工程。
在建设仁寿宫时，开山填谷，工期紧迫，大批劳工死去，被扔到坑里，盖上土石了事。宫殿建成后，文帝来视察新建的宫殿时，路的两旁就堆满了死尸，由于临时无法处理，监工的大臣杨素只能命人将尸体烧掉。
但即使全国有这么多的灾难，在征税机构的高效运作下，隋文帝的仓库仍然是满满当当，从来没有空过。
皇帝仿佛有发不完的钱，给百官的俸禄和功臣的赏赐优厚，对出征陈朝的将士的赏赐从京城的朱雀门开始，一直排到了京城的南郊。一次性发放的布帛达到三百多万段。就算这样，政府的钱仍然花不完。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财政官员报告各个府库都已经装满了，再收税就没有地方可以放了。连隋文帝都感到惊讶，问他的官员：“我已经发了这么多赏赐，为什么仓库还是满满的？”
隋文帝虽然也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来降低民间的税赋，包括公元597年免除天下正税，但隋代民穷官富的现象一直没有解决，一边是时常发生的灾害，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另一边则是堆积如山的政府财政收入。
然而，由于财政的错误信号，隋代的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民间的困境，只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考虑问题，从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领军队从大兴（今西安）出发，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远征。这可能是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皇帝唯一一次亲自出征进入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
隋炀帝为了征伐吐谷浑，率军从首都向西出发，进入甘南，再向西北进入如今的青海西宁一带，从西宁北上经过大斗拔谷（今青海甘肃间的扁都口）。大斗拔谷位于青藏高原北沿的祁连山脉之中，是古代一条连接西宁与河西走廊的险峻小路。这里风雪弥漫，天昏地暗，炀帝与他的随从失去联系，士兵也冻死了一大半。
翻越祁连山到达张掖后，隋炀帝接受了高昌王麹伯雅的朝见，高昌王向隋炀帝献出了位于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儿设置了四个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时期。
这一年，也是中国人口达到高峰的一年。当年统计的人口数据是：户数八百九十万户，人口四千六百零二万人。
日后，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但是，如果从官方统计看，唐太宗贞观年间，人口不过三百万户而已，相当于炀帝时期的三分之一。只有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期，人口和户籍才重新接近炀帝时期的数据。
隋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当皇子时，就曾经担任过灭陈战争的行军元帅。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灭陈之后，陈朝府库一概封存，本人不取一分。他当皇帝之后，对人民也非常体谅，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曾经下令免天下租税。
在他执政的前五年里，两条大运河已经开工。隋代的三大运河工程中，一条广通河连接首都大兴与黄河，由隋文帝开凿。剩下两大运河都由炀帝开凿，分别是：连接黄河、淮河与长江的通济渠，这条运河是隋唐时期的主干道；从黄河北达涿郡（今北京附近）的永济渠。
这两条大运河，特别是通济渠，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到了唐代，通济渠更是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的命脉。公元609年，隋代的一切看上去还是那么金光闪闪，雄才大略的皇帝、繁盛的人口、繁华的两京，无不诉说着这个新型帝国的繁华。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帝国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被压碎。
执政前五年，炀帝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成就，在于他的父亲隋文帝留下了一个高效的财政系统。他需要多少税收，就可以获得多少。即便他曾经推出了减税措施，这个系统仍然一丝不苟地从民间压榨出一点一滴的物资，送进官方的各个仓库。
特别是，炀帝为了兴建东都，又在东都附近修建了大量仓库，为了装满仓库，官员们已经将民间挤压殆尽了。只是这个高速的征税机器根本停不下来，就算在垮掉的那一刻，也不会发出警报声。
同样是公元609年，一个统计数据令人心惊：天下的田地达到了五十五亿八千五百万亩。在文帝时期，十九亿四千万亩的数据已经夸大了至少四倍，而炀帝时期的数据距离实际情况已经有了十倍的差距。统计数据上的失误必然加大人民的税负，在短期内却给皇帝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第二年，隋炀帝决定亲征高丽。由于此前一年，大部分军马都在西征中损耗殆尽，炀帝下令向天下富人征集兵马，抵充赋税。庞大的军队集合后，向高丽进发。在军队的背后，帝国腹心地区的河南一带正经历着严重的水灾。这时，帝国财政崩溃的声音终于传了出来。
随着隋炀帝远征的失败，灾难造成的减产、军事行动造成的加税都凑在了一起，文帝高效的征税系统在民变面前显得不堪一击。隋帝国进入了混乱时期。
只是人们都还不明白，帝国如何从几年前的歌舞升平迅速进入了混乱和萧条。一切数据都显得那么完美，所有画面都透露着繁荣……
唐太宗曾经对黄门侍郎王珪评价隋代的制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唐太宗算是看到了些许的本质。
直到隋代灭亡，帝国的仓库里仍然堆满了帛匹和粮食。与府库堆积对应的是遍地饿殍。叛乱者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开仓放粮，粮库里都满满当当的。在堆积帛匹的仓库里，人们甚至把帛当柴烧。
随着隋代的统一，社会的生产效率的确在迅速提高，只是，社会上的物资都被一台高效的征税机器送到了政府手中，又被束之高阁，或者浪费掉了。无论人们生产多少东西，都无法满足政府的浪费行为。
资源的错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却饿着肚子。这提醒人们，在集权帝国时代，高效的征税机构貌似实现了公平，但很可能意味着普遍的贫穷，因为当税都被政府拿走之后，留给老百姓的，只剩下劳苦和饥饿。
因此，隋代的“大跃进”，并没有引起后世的任何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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