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第17篇内容。上期已经讲到了唐代因户口隐匿、税收不足、冗官冗员等各种问题，而产生了官方放贷收租、设置“捉钱令史”以放贷收款为公务员考核的KPI等各种令人咋舌的应对办法。
而这一期内容则提到了，因需要供养的官僚机构过于庞大，这个盛唐帝国竟然在财政吃紧、粮食运送成本太高等问题的逼迫下，数次逃离都城长安，迁往东都洛阳。
即便如此，也并没有阻止问题的滋生，迁都可以避免粮食的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依然在恶化，终于招致了天宝变乱，将盛世王朝彻底葬送。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公元701年冬天，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武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京师长安。为了纪念，她将年号改成“长安”。她这次在长安待了两年，就回到了神都洛阳。此时，已经到了她政治生涯的晚期。回洛阳两年后，她就被迫退位，离开了政治舞台。公元701年回到长安，对于年老的女皇帝，更像是一场一生的回忆，让她找回记忆中的那个旧舞台。
女皇一生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双城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昭仪在京师长安被唐高宗立为皇后。
武昭仪册立为皇后两年后，她陪伴皇帝第一次前往东都洛阳。唐高宗在有生之年里，七次从京师到东都居住，每一次都由皇后陪伴。到了后来，由于身体不佳，皇后开始帮他处理政事，上朝时坐在帘子后面听政，与皇帝并称“二圣”。
高宗时期洛阳的地位已经与长安不相上下，它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穿城而过。整个城市规模比长安稍小，南北长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长十五里七十步。城中各纵横十条大街，将城市分成一百零三坊，也有两个大市场。
高宗皇帝第七次离开长安后，再也没有活着见到京师。他的遗体装在棺材里运往长安，葬在了乾陵。
在他的灵柩被送往墓地时，武皇后却没有陪伴在左右。皇太后决定留在东都洛阳执政，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也厌恶频繁地在两京之间来回迁徙，想找一个不需要折腾的地方。于是，新改名为神都的洛阳取代了京师长安，在这位太后兼女皇执政期间，成为唐代的政治中心。
唐高宗与则天皇后执政时，他们的迁徙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很多时候都是被迫的：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已经无法养活整个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了。
唐太宗时期，内外官员的定额是七百三十人，但随后，由于公事大量增多，太宗不得不增加了许多编外的官员，称为“员外”“特置”，以及许多加上“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的官员，之后又有各种使职，官制更加混乱，官僚人数已经远超了七百三十人。
在太宗一代，养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然而从高宗和武后，直到玄宗皇帝上台之前的时期，是唐代官僚系统膨胀最厉害的时期。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数百人扩张到了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比起太宗初年已经增加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新增一千四百人进入官僚队伍。
这还不算夸张，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数并不庞大，到了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年—公元707年），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千人。到玄宗时期，仅宫女就达到了四万人，带品的宦官已达三千人，更高级别穿紫衣的也有一千人。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数量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务员（吏）更是多达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这些人加上皇族、官员子弟，以及各式各样的仆人、供养人，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且需要供养的集团。
随着官僚人数以及都市规模的膨胀，长安的粮食日渐供应不上了。
唐代之前，隋炀帝已经发现了中国经济的变化趋势，长安和关中平原这个西汉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已经变得贫穷，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江南地区已经汇聚了大量的财富。炀帝建立运河系统的初衷，就是要将江南富庶地区与首都连接起来。一旦首都资源紧张，可以便利地从江南调运物资。
然而，在唐代初期，人们发现炀帝当初的设计有一个瓶颈：南方的粮食经过运河北上到达黄河后，经黄河运输到长安却困难重重。
当时的运输路线是这样的：每年二月份开船从扬州出发，四月之后才能通过淮河进入汴河（属于大运河河道），由于这时候运河水浅，通行不便，要到六七月份才能到达运河与黄河交接的河口。可这时恰逢黄河的丰水期，无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黄河水落下去之后，再航行进入洛河（洛水）。把粮食从扬州运往洛阳，需要耗费多半年的时间。从运河转黄河时，江南的水手由于不熟悉黄河水性，必须雇佣当地人，这也加大了运输成本。
把粮食运到洛阳，整个运输工程只完成了一半。从洛阳转运到长安还有更大的麻烦。首先，要从洛阳用车辆或者牲口把粮食驮运到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通过陆路绕过三门峡，再重新入黄河，入渭河，将粮食运往长安。
为什么粮食从运河进入黄河之后，不直接沿着黄河一直西进直达渭河和长安，而非要经过如此麻烦的陆路转运呢？因为黄河有天堑——三门峡。
由于运输成本太高，唐代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大规模运输漕粮到长安。皇帝只能采取另一个做法：不定期地将政府从长安迁移到洛阳。政府迁移到洛阳时，所有相关人员也都跟过去，长安的粮食需求迅猛下跌。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十多个州出现灾情，其中关中最严重，第二年正月受灾最重之时，新的收成没有下来，老的收成已经吃完。皇帝立即决定打包走人，迁徙到东都，避免与民争粮。皇后跟着高宗皇帝七次迁徙，高宗一死，她立即决定永久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洛阳建立神都，不再回长安了。
武后时代，也是唐代财政问题逐渐积累的时代。她依靠迁都避免了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都在恶化。
在官僚系统上，唐高祖制定的一系列可笑的自我经营式财政政策已经失效了，而官僚的膨胀速度超过了预期，政府需要更多的财政经费来维持运转。
土地国有制和分配制度也执行不下去了。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能回收的土地有限，土地兼并问题表现得愈加明显。
而令唐代政府更加头疼的是逃税户问题，一旦税收加重，超过了人民承受的极限点，人民立即逃走不再缴纳税收，而他们的土地也被更强势的人兼并。
高宗时期的名将刘仁轨曾经在白江击败日本和百济的联军，他在上奏时却说，自从开战以来，政府大肆征兵，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靠贿赂逃避兵役，没钱的人，哪怕是老弱之人也被充军。
武后时期也是府兵制逐渐衰落的时期。这种农战结合的兵役模式在建立之初极有效果，但是，随着机构的老化，军士的惰性增加，府兵制必然如同国有企业一样低效，整个系统变得臃肿，士兵既不能耕地，也不会打仗，军事体系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武后看到了问题所在。她一上台，就准备整理财政。她试图查清税基，避免偷税漏税。
普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后将帝位传给儿子唐中宗的那一年，唐代的户籍已经达到了六百一十万户以上，比唐高宗初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万户。
人口的增加使得政府税收也相应增长，但仍然比不上官僚队伍膨胀的速度。
为了防止忠于唐皇室的官员起兵反对她，也为了整治贪污成风的现象，武后进行了又一轮的集权。她撇开了正规的官僚体系，借助亲手提拔的酷吏，加大监察力度，并采用举报加酷刑的方式，来让官员俯首帖耳，减少贪污，从而解决更加恶化的财政状况。
但这些酷吏一旦掌了权，就和武则天想惩治的官员一样，变得不受约束、为所欲为，武则天只能扶持新一批酷吏来对付前面的一批，这样的循环直至她下台才结束。她死去时，唐代原本的官僚系统正在解体，宰相权力削弱，围绕着皇帝形成了新的小圈子。
宫廷挥霍成风、养官成本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官员行为缺乏约束，这是高宗和武后时代遗留的问题。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在传统的历史书中，开元和天宝之间如同有一个鸿沟，开元时期的玄宗英明神武，到了天宝时期却昏庸不堪，引起了千古巨变。
但事实上，唐玄宗的统治是一贯的，他与前代帝王的统治也是连续的，帝国的隐患在唐代的前半期逐渐积累、失衡，终于在玄宗末年爆发了。
天宝变局为什么会发生？答案仍然是：财政。
公元713年，唐玄宗粉碎了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政治集团，巩固了帝位，改元开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盛世。
然而，新皇帝执政伊始就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在他之前，韦后和太平公主相继擅权，这两个女人治理经验不如武后，将之前遗留的问题扩大化了：她们提拔了大批不称职的亲信，进一步破坏了官僚体制，并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府兵制的进一步衰落已经威胁到了边疆的安全，特别是在吐蕃崛起之后，军队能否禁得起战争的考验已经成疑。土地制度的破坏，令户籍管理也逐渐混乱，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另外，困扰帝国的漕运问题仍然存在，关中的粮食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帝国，但从中原运输，又受到自然条件的阻碍。
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唐帝国随时有可能面临一场危机。
唐玄宗登基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斥退冗官，减少皇室开支。在找到有效的军事改革办法之前，宰相姚崇制定了保守的军事原则：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进行战争。为了解决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皇帝学习武后的做法，不定期地迁往东都洛阳。在天宝之前，唐玄宗在洛阳居住的时间合计不下十年。
从开元初年始，玄宗任命了一系列的贤相治理国家，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人先后拜相，他们或者为官清廉，或者政宽刑息，或者满腹文采，形成了少有的政治新气象。
然而，这些宰相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会帮助皇帝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节省开支，指的是精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政府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政府除了节流之外，还有着强烈的开源的要求。
但是，所有的宰相都不会帮助皇帝去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心里还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意味着盘剥民间。
皇帝需要另外一类人来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聚敛之臣。他们更懂得商业，更知道如何来帮助皇帝赚钱。
于是，在正规的官僚系统之外，皇帝设置了一系列的使职，来帮助他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开元贤相们各领风骚的同时，唐玄宗的周围也形成了一个不下于汉武帝时期的聚敛团队，主要人物包括：宰相裴耀卿、监察御史宇文融、太府卿杨崇礼，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户口色役使王、水陆转运使韦坚，还有后来著名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除了裴耀卿之外，其余每一位都是野心家的典范。
这样，唐玄宗的身边就围绕着两个集团：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皇帝需要前者帮助他治理国家、抚慰人民，又需要后一种人帮助他寻找财源。这两个集团从皇帝上台之始就并存着。
最初，唐玄宗还能在贤相群体与聚敛之臣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但随着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聚敛之臣才能够给皇帝带来更多利益时，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之臣。
通过裴耀卿的努力，玄宗时期的税粮运输能力从每年几十万石增加到二百三十万石，足以供应关东地区。唐玄宗在后期，已经没有必要不定期迁往东都了。天宝年间，玄宗回到了京师长安与杨贵妃缠绵，东都洛阳恢复了陪都的地位。
裴耀卿功成身退，却没有想到他带来的示范作用给一批钻营之人指明了道路。
宇文融请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和土地，统一纳入征税范围，来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皇帝允许后，宇文融立刻任命了二十九个劝农官到各地去巡查。由于他的性格严苛，各地的官员出于畏惧，不惜报假数字来讨好他，结果又造成了新的逃亡户。
不过，报给皇帝的数字却非常漂亮：当年就增加了八十万户人，以及同比例的无主土地。新增人口达到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政府随即按照数字派税，当年税收增加了几百万贯。
宇文融的巨大成功让他升了官，但也遭到了大量的质疑。有人认为，他的做法过于侵扰百姓，会让百姓变得更加贫困，让更多的人逃亡。但皇帝认为宇文融能带来新的财源，不容许质疑，并将皇甫憬、杨玚等反对人士都加以贬斥。
宇文融的升官终于引发了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的正面冲突，宰相张说看不起宇文融，不断地压制他，宇文融则大肆诋毁张说。在这场两个集团的斗争中，玄宗皇帝最终选择了宇文融。贤相集团主导的政治历程已经接近了尾声。
当这些聚敛之臣得势，控制了唐玄宗的宫廷之后，他们之间的内斗也越来越激烈。韦坚、杨氏兄弟、王互相倾轧、互相告状，而皇帝利用完他们之后，一一将其诛杀。最终的胜利者，属于玄宗时期最著名的奸相李林甫。
到此刻，政府已经陷入财政饥渴症不能自拔。贤相集团退位后，聚敛集团带领着唐玄宗，为了财政目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一项政策直接导致了天宝变乱，将盛世王朝彻底葬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