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20篇内容。本期继续详细分析宋代的财经情况。历史上，宋代的社会经济制度已经进化得相对成熟了，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金融、货币体系，都演化出复杂的一套规则。
这一切都源自宋代是一个继承性的朝代，继承了从唐五代以来庞大的官僚阶层。为了养活官员队伍，增加财政收入，宋代进行了各种姿势的改革。最著名的要数上期提到的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遗憾的是，从王安石主持变法开始一直持续到宋代晚期，党派斗争、形式主义、GDP攀比等问题改变了好的初衷。宋代在变来变去的政策和风向中，歪歪扭扭地走向了衰亡。
官买官卖遍天下
在宋代，食盐专卖制度是这样安排的：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内有一个食盐产区，而这个产区的盐只能在本区域销售，否则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宋代的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现在，即便盐税在现在的政府收入中已经占比很小。直到2014年，政府才取消了盐业专卖。
虽然宋代政府已经通过食盐专卖获得了大量的收益，但是到了宋仁宗初期，食盐专卖的收益却因为另一项临时措施的出现而打了折扣，这项临时措施和政府的运输能力不足有关。
为了应付运输问题，政府想出了一个主意：鼓励商人往边疆运输粮食。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由于边关粮草吃紧，宋太宗请求大商人帮助政府把粮食运送到边防，当边关守将接收了商人运来的粮草之后，就开一张证明，载明捐赠物资价值多少钱，由商人将这张证明带回京师，政府把钱款划拨给商人。
商人之所以愿意接受政府的条件，是因为边关守将会把粮食的价格尽量高估，留给商人一定的利润空间。另外，政府为了激发商人的积极性，还规定商人结款时可以不要现钱，而要一些政府垄断的商品，最初主要是茶叶。垄断商品的价值更高，也更受欢迎。
到了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宋仁宗规定商人可以向政府要现钱，也可以要求政府支付茶叶、香药、象牙或者盐、白矾等紧俏物资。从此，盐进入了商人们的换购清单，政府不得不允许商人参与盐业的垄断经营。
然而，这种办法却让商人钻了空子。由于粮食的价格被高估，商人可以用较少的粮食换得较多的专卖品，更有甚时，商人往边关运送一束草，就可以获得十二斤十一两的高质量颗盐。并且，商人运输的货物质量并没有保证，常常是劣质的。更严重的是，随着商人手中的专卖品越来越多，政府无法任意抬高专卖品的价格了。随着专卖品价格的降低，中央财政收入减少了。官员们纷纷检讨，认为这个临时性的做法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弊大于利。
太常博士范祥发行了一种叫作盐钞的证券，同时不再让商人向边关运输粮食物资，而是让商人直接向边关运输现钱，按照当地市价购买物资。这样一来，成本竟然比让商人们运输物资要便宜得多。简单地说，以前边关粮草是政府安排统购统销，价格高昂，质量低劣，后来改为公开招标，价格反而便宜下来了。
商人向边关输送钱币，又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守将收到钱款后，会将相应数量的盐钞交给商人。商人持盐钞直接到盐产地（盐池）去提盐，再到指定地区卖盐。政府不再负责盐的运输，而交由商人自己负责。
商人不需要再跑到京师，而是直接去盐产地，也不能再要求犀牛角、象牙等东西，只能换盐，政府的负担减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人亏本，盐在宋代是抢手货，商人都乐于收购。范祥想通过改革造成双赢的局面。
一开始，盐钞制度就遭到了抵制。抵制范祥的大都是大商人。在商人和官员的联合抵制下，皇帝让时任三司户部副使的包拯前往调查。铁面无私的包青天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商人和官员反对，是因为他们钻空子的机会少了，但是实行盐钞制度，政府的财政浪费会大大减少，而利润相应增加，这项政策对政府是有利的。
包拯的报告让盐钞得以继续。
事实证明，盐钞的实行的确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到了皇祐初年（公元1049年），盐钞收入已经达到了二百二十一万，四年后稳定在二百一十五万，这四年的总收入比之前六年的总收入还多六十八万。
更重要的是，以前政府还要支出一部分钱给商人，感谢他们把物资送到了边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这笔支出就达到了六百四十七万，庆历六年也有四百八十万，由于商人不需要再到首都来领钱，这些钱都省下了。
根据记载，仅仅盐法一项，就已经满足了政府百分之八十的边疆军事开支。
范祥的改革让皇帝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官卖制度可以带来很大的收益。宋代对盐业源头的垄断，就好像现代对于土地的垄断一样，会产生令人瞠目结舌的收益。现代的地方政府仅仅依靠卖地就能获得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如果把土地抵押带来的金融效益计算在内，有的地方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而宋代将盐业票券化之后，也有着类似的效果。
但这种效果却是有代价的，因为盐钞的整个流程都只建立在百姓对盐的需求上，而这个需求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超额发行盐钞，就会形成巨大的泡沫，直到坍塌。
在实行盐钞制度之前，宋代政府甚至依靠强行摊派，规定每个人必须每年买多少盐。后来，政府不再强迫人民买盐了，但是又发行了太多的盐钞。只要商人给边关送去粮食和钱，政府就发盐钞，根本不在意是否超额。
到了宋神宗熙宁六年，民间实际的用盐量只有四十二万八千六百零一席盐（每席为一百一十六点五斤），而陕西边关发出的盐钞达九十万二千七百一十六席，已经超过实际用量的一倍。盐钞越来越不值钱。
人们以为太宗已经穷尽了专卖的能事，但这只是个开端。到了宋真宗时期，由于财政窟窿太大，盐酒的专卖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朝廷瞄准了茶、矾、香等一切可能产生垄断收益的商品，而专卖产生的利润也更加丰厚。
为了维持这种专卖制度，必须雇佣大量的人来运作，而这些人都需要财政养活。为了经营，官僚集团也变得更加庞大，这些官员在帮助政府盈利的同时，也在谋取私利。随着宋代专卖制度的盛行，民间的负担也更加沉重。
到最后，政府其实做了一笔亏本买卖，除了效率低下，还产生巨大的冗员，财政问题更加突出了。
宋仁宗死后，他的养子宋英宗有心改革却英年早逝，继而上台的宋神宗终于下决心面对财政危机，进行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改革。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一场本该发生在现代议会上的激烈辩论出现在了神宗的朝堂上。辩论的双方是两个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
这一年，京师汴州接连发生地震，冀州一带出现了黄河决口，而河朔也发生了巨大的旱灾。为了救灾，政府花了不少钱，官员请求神宗在例行的南郊典礼中不要再颁发赏赐。按照规矩，典礼中皇帝应该给他的功臣们赏赐金帛财物。
宋神宗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而翰林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则赞同提议，认为为了救灾，需要节省其他开支。这时，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却把话题引向另一个方向，于是这次讨论变成了财政思想的大辩论。
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不是财政紧缩的理由，政府的正常开支不应该缩减。钱不够用，政府就应该积极理财，增加财政收入。
司马光则嘲笑对手：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政府从民间搜刮的理由而已。
王安石不同意，认为善于理财并不是要从民间搜刮。其实，聪明的官员不需要增加民间税率，也可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做到国用充足。
司马光继续反驳：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就产出了这么多的财物，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所谓不剥夺民间财物，依靠理财生钱，只不过是汉代桑弘羊使用过的花招罢了。
双方你来我往，争议不已。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还原争论的现场，而从《宋史》保留下的材料看，司马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但事实上，王安石的观点更能打动人。皇帝最后打了圆场，宣布作为个人，他赞成司马光的提法；但是作为皇帝，姑且按照王安石的意见去做。皇帝的态度已经预示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命运。
在这件事之前和之后，王安石与皇帝都有过密切的交流，他系统地向皇帝讲述了变法思想。争论过后的第二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启动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理财专家，而是一个怀有梦想，又缺乏实务经验的人。他自始至终相信，在帮助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可以发展民间经济。
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变法条文。主线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利用政府的力量来指导和参与经济运营，搞活经济，从而获得更大的财政收入。
这个主线的唯一问题是：只要政府参与了具体的经济运营，整个市场的效率必然降低，从而造成经济的衰退。至于政府的财政增收，这的确可以做到，但这是以民间的损失为代价的。在王安石看来，这是一个把饼做大的变革，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分饼大战，政府分得多了，民间必然分得少。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熙宁变法的失败。
这场变法之所以对未来影响深远，还在于王安石在集权过程中对于官制的破坏。
在熙宁变法之前，朝廷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比如欧阳修、韩琦、富弼、司马光、“三苏”等人，但这些人大都不认同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是典型的保守派，反对新法最甚。虽然他提不出立即见效的方法，但他极力反对新法，认为精减政府机构、减税才是王道。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争斗中都表现得很极端，为了让对方下台，不惜把反对者彻底打趴下。宋朝的官斗愈演愈烈，已经不再以是非为标准，变成了纯粹的拉帮结派。
从具体的条文上来讲，王安石变法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以前的历史中出现过，并非他的原创。
王安石制定的均输法，是为了节省政府的运输能力，允许主管官员（发运使）更灵活地处置税收，比如将大米卖掉换成土特产，土特产的重量更轻，也就节省了运输能力。
这个做法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著名的理财大臣桑弘羊提出。在汉代，这一做法就已经出现了问题：由于发运使权力太大，搅乱了市场，因此产生了囤积居奇、强买强卖等各种不法行为。
青苗法也是一项前人的制度，不过王安石将它的规模扩大了。可是，很不错的想法在执行的时候却必然失败。为什么？因为官僚效率的低下和粗暴。
一旦下达了额度指标，每年必须贷出去多少，收入利息多少，这个额度就必然被滥用。本来可能一百户农民只有五户需要贷款，但官僚系统的低效率却无法找到真正需要的这五户，反而抓到了另外的人，强行把钱贷给不需要的人，好赶快完成指标。到最后，地方政府执行青苗法就变成了强制贷款、强行收租，把额度指标完成了事。
这就像现在的GDP攀比，或者财政攀比一样，最终的成本都转嫁到了民间，而借贷的效率反而愈加低下。这也可以看出，变法的本质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增加财政收入。
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市易法上。政府想建立一个叫作市易务的机构，利用这个官方的交易平台来平抑物价，这样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完善的。只有到了现代，人们进行过社会主义实践，才意识到其中的漏洞：官方主导的流通市场必定是一个“剪刀差”横生、低买高抛的好地方，最终会成为官僚企业和关系户大赚其钱的地方，不仅不会降低市场的波动性，反而会增加不确定性。
王安石的观点跨越了千年，被现代官员们继续采用。当现代的官员面对民众对抗拆迁时，也认为这是少数人不懂得发展的道理而做出的愚蠢举动。
王安石制定的政策，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若干法律如果慢慢地实行，而不是一下子打包推出，是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的。
在王安石的改革中，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法律是免役法。在所有的法律中，免役法是最可能成功的一项。由于宋代有着繁重的劳役，已经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衙前和里正这两个差事，可以使人倾家荡产。
王安石制定这项法律，是想让人们缴纳一定的钱，获得免役，再用免役钱去雇佣劳役。这符合当时的需求，进行职业的分工和细化。从执行的情况来看，由于把户籍分成了五等，按照财富输钱，也将主要的出钱方锁定在了富人身上。最穷的人不需要纳税，而中间户也获得了足够的利益。
但随着两派争斗的升级，不管是王安石的改革派，还是司马光的保守派，都已经不单单站在政策本身的角度看问题。变法之争演变成了党争。
王安石下台后，新上台的司马光不顾大量的反对声，将免役法废除。变法留下的仅有的正面成果也消失了。
王安石下台之后，宋神宗的改革却并没有停止。王安石主持的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理财改革，但神宗却探索了另一条路：节省资金、提高行政效率的官僚改革。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在王安石党徒蔡确的帮助下，推出了著名的“元丰改制”，对于冗官问题做出调整。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吏治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中央的法令在地方执行时总是失效或者变味；而官僚机构的重叠、牵制增多，皇帝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
元丰改制的目的就是裁撤冗余机构，合并事权，提高效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帝整理了唐代的行政文件《唐六典》，对官制重新进行顶层设计，试图重建三省六部制的结构，将多余的官僚机构去掉，将政府管辖的事务重新装入六部的框架里。中央的权力又回归到宰相的手里。
而对财政机关而言，最主要的改革就是宋初形成的三司使权力下降，财政权力重新回归户部，由户部统一领导。
许多省、台、寺、监的临时性官员要么被裁撤，要么归并到正规的系统之中。为了避免官员任用过滥，中央还将官员纳入到一个二十五等的官阶，便于升迁和发放俸禄。
这次改革是朝代中期的皇帝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官僚干扰的一次尝试。但从实行初期，就带了极大的混乱。时间一长，各种冗官重新出现，依附在改革后的官场上。到了宋徽宗时代，已经看不到改革带来的任何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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