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21篇内容。从本期开始，作者郭建龙将集中讲纸币和金融系统这个专题。
纸币造成的恶性通胀，一直到现代仍然是各国政府敛财的主要手段之一，郭建龙认为，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但宋代也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另一大奇观：恶性通货膨胀。
除此之外，宋代还设计出复杂却极其不便的金融系统。举例来说，如果宋仁宗早期的一位商人要在全国做生意，会由于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面临许多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新鲜事。
比如，如果一个住在成都的盐商想去陕西卖盐，再把收入带到京师汴州去购买房产。那么他应该怎么做？按照现代人想法，他可以直接从成都批发盐，送到陕西卖掉，再把钱带到京城。但是在宋代，他却要经历无数的折腾。为了做这个貌似简单的生意，他必须耐心地完成8个步骤的转换。想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吗？移步精选页面购买《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解锁第21期内容。
纸币猛于虎
1948年8月19日，国共内战已经进行到了后半场。为了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国民政府发行了一种新型的货币——金圆券，来取代已经贬值的法币。
按照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总额为二十亿元，并且有黄金储备作为后盾，每一两黄金兑换二百元金圆券，每一两白银兑换三元，银币一枚兑换二元，美金一元兑换四元。由于法币已经严重贬值，政府要求民间用三百万元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
然而，政府受迫于严重的财政缺口，三个月后就取消了发行限额，印钞机“嗡嗡”开动，一刻不停。到了1949年1月，发行超过了二百亿元，三月份达到二千亿元，到了5月，竟然发行了六十八万亿，超过了限额的三点四万倍。钞票发行过量引起的巨大恐慌又让纸币加速贬值，一石大米的价格涨到了价值数亿元钞票。
这次超级通胀是国民政府垮台的重要因素。然而，这却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大通胀，从古至今，中国最不缺乏的就是纸币泡沫。
当我们以为纸币的通胀只是现代人的产物时，历史却告诉我们，从宋代纸币诞生之初，纸币就承担着帮助政府制造通胀、从中渔利的重任。大大小小的通货膨胀也是花样百出，一次比一次热闹。
由于北宋使用了交子、盐钞、盐引等多种信用工具，物价横飞，进入了崩溃的节奏，纸币贬值率达到了几十倍，最后政府不得不将部分批次的纸币直接作废，使得持有这些纸币的人们倾家荡产。
南宋由于更加依赖纸币，并且通过偷偷加印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纸币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贬值，原本一贯的纸币只值铜钱五六十文，贬值了大约二十倍。
而更为严重的贬值出现在金代。这个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使用纸币这一点上也不甘落后。于是金代的纸币展现了“连续迭代”的能力，一种纸币失败了，立即用另一种纸币顶上；新纸币不行了，再换一种更新的纸币。
到了朝代末期，由于财政的失控，政府控制的纸币贬值速度也呈现加速状态，经济出现巨大的通胀，更无力抵抗社会和军事危机。
元代、明代也都有过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纸币仍然是政府最隐蔽的财政工具。纵观中国纸币发展史，可谓是“纸币猛于虎”也。
只要存在纸币的垄断发行，政府利用纸币补贴财政就是一种天然的行为，不管人们如何防范都没有办法制止。当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诱惑谁也无法抵挡。
随着20世纪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纸币时代，原本属于中国专利的超级通胀也奔向了全球。这时回到源头去看一看，了解纸币的缘由和发展，更有助于了解未来世界的走向。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大约是在宋仁宗天圣元年之前，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数起金融诈骗报案。这些金融诈骗的手段非同寻常，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诈骗是通过一种存款凭证完成的。
当时，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钱庄联合发行了一种存款凭证，每当有人将钱币存入他们的店铺时，就发给储户一张纸作为存款凭证，这张纸叫交子。交子是统一印制的，上面印着风景人物，以及各个店铺特殊的印记、押字，避免伪造。当人们拿钱过来，店铺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数额，交给储户。储户随时可以用交子来提取现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续费。
叙述到这里，交子貌似和现代普通的存款凭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种纸却有着另一番魔力。由于市场已经认可了交子，人们可以把它当钱花，拿着交子就可以去市场买东西。卖家收了交子之后，可以去钱庄取现钱。甚至卖家也不愿意去取钱，他们觉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现钱更方便，金属钱币太沉，一张纸却既不占地方，也没有重量。
但是，当市场认可了交子之后，问题却来了。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几家由于经营不善，把存款人的钱花掉了，他们发行的交子已经无法完全兑现。
当人们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拿着交子上门要求兑钱，这几家富商开始四处躲避，人们找不到他们。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兑换百分之七八十，不给全额了。
寇瑊到任后，接到了数次报案，决定清理交子乱象。他发现，这十六家富商来历不小，持有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权，也就是说，政府特许经营他们发行交子，给了他们诈骗的机会。
寇瑊劝说这些富商收手，不准他们再发行新的交子，把印刷的母版也给毁掉了。而旧的交子也在逐渐清盘，退出市场。
寇瑊认为他的做法杜绝了类似的金融诈骗，作为政绩，将此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上呈皇帝。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责他干扰了市场。
恰好这时，薛田取代了寇瑊担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转运使张若谷两个人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交子不能作废，因为一旦作废了交子，将在整个四川地区引起巨大的混乱。
为什么交子对四川如此重要？
如果看得长远一点，就会发现它是一千多年以来民间最大的金融创新，代表着民间社会对中央集权式的金融体系的反叛，也解决了从汉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民间的问题——钱荒。
自从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国有之后，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让民间缺钱。在中国古代，把这种现象叫作“钱荒”。
所谓钱荒，是指与经济规模相比，铸币的数量总是不足，而铸币的质量也总是持续低劣。每个朝代之初，货币质量是最高的，但由于政府的造币能力不足，铸造的钱币数量有限，人们无法找到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谓的铜钱大部分都已经不是铜了，而是铜、锡、铁和各种合金的杂合体，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政府通过铸币从民间抽取了过多的资源，却总是生产不出足够的货币数量。
由于铜钱过于难得，唐代后期的各个地方政府还都采取了限制货币流通的方法，规定商人不得携带钱币离开辖区。商人的天性就是使财富流动，当他们无法把钱在全国进行转移时，商业就受到了抑制。这时，民间就发明了一种规避的方法：飞钱。
所谓飞钱，是一种汇兑方式。人们在成都把钱交给当地的汇兑商，由汇兑商颁发一张凭证，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到长安的汇兑所取钱。人们不用再带现金离开，避免了路上关卡的阻拦。
飞钱的出现，是民间利用技术手段突破行政管制的一次尝试。飞钱最需要的技术是雕版印刷术。唐代后期，正是印刷技术取得突破的时候，商人们恰好利用了这一点。
宋代的交子，就是借鉴了飞钱的技术，来解决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问题。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如果宋仁宗早期的一位商人要在全国做生意，会由于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面临许多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新鲜事。
比如，如果一个住在成都的盐商想去陕西卖盐，再把收入带到京师汴州去购买房产。那么他应该怎么做？按照现代人想法，他可以直接从成都批发盐，送到陕西卖掉，再把钱带到京城。但是在宋代，他却要经历无数的折腾。
为了做这个貌似简单的生意，他必须耐心地完成如下几步：
第一，宋代政府规定，食盐不得跨界销售，虽然四川也产盐，但是四川的盐严禁进入陕西地区。这位商人只能带上钱，到陕西所在的盐区去批发盐。
第二，宋代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钱币。四川是铁钱使用区，只准使用铁钱。铁钱相对于铜钱要沉重得多，四川铁钱在其他地方也不被接受。他不能直接带上钱出发，而是必须持巨量的铁钱到成都的钱商铺子，换取钱商的汇款凭证。再拿着凭证前往长安，从当地钱商手中拿到陕西的钱。
第三，即便拿到了陕西的钱，他还是无法直接去批发盐，因为盐是由官方垄断销售的。由于宋仁宗早期还没有推行范祥的盐业改革，所以，这个商人必须拿着钱先去购买粮食等军需物资，再把粮食送到边关，让边关守将给他开一张凭证，证明他对帝国国防的贡献。
第四，离开边关后，商人得到了这张凭证，但这只是生意的开始，他还得越过陕西，前往伟大的帝国首都（京师汴州），把凭证兑换成盐票，这些盐票相当于计划经济的配额指标，注明他能够购买多少盐。
第五，商人带着盐票，去往盐产地提盐。北方的盐产地主要在山西解州，这里生产的盐叫解盐。于是商人离开首都后，又马不停蹄赶往山西去领盐。
第六，当商人从解州领了盐之后，还只能在指定地区销售。陕西属于指定地区之一，他带着盐从山西再回到陕西。
第七，假设他这次足够幸运，顺利地卖掉了手中的盐。当他卖掉了盐，拿到了陕西的货币之后，会发现钱币里既有铜钱，也有铁钱。陕西是铁钱和铜钱混用的地区，但是，京师汴州却只使用铜钱。如果他把陕西的铁钱带到了汴州，不仅毫无用处，还可能违法。他只好再找一次汇钱商，把手里的铜钱和铁钱都交给汇钱商，领取凭证，到汴州取钱。
第八，当商人带着汇兑凭证，从陕西再次到达首都，他的旅行才告一段落。整个过程是三过长安（陕西），两到京师汴州，一进山西，一到边关，才完成了这貌似简单的生意。当他取了钱，买了房子，躺在首都舒服的宅子里时，回想起一路的艰辛，其中的感慨或许能让他“词兴大发”，填几首词出来。
上面的例子足以描绘出北宋围绕着金融、国防、盐业等垄断行业所产生的复杂的贸易体系。北宋是中国金融体系最复杂的朝代之一。
在北宋之前，一个统一的帝国只有一种金融制度，但是北宋的金融制度却是七巧板式的，每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如果不去追究更多的细节，北宋可以划分成三大区域，在四川地区是铁钱使用区，而陕西等地是混合使用区，剩下的地区是铜钱使用区。
为什么要划成三块，而不使用统一的金融制度呢？这要从历史和政治继承性说起。
唐朝灭亡之后，国家散裂成为五代十国的各个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由于战争不断，它们大都财政窘迫，铜钱不足，为了应付局面，有的地区发行了铁钱。
由于铁不是稀缺金属，与铜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在同样购买力的情况下，铁币的重量要大得多。对于任何一个发行铁钱的统治者，这都只是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的办法罢了。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位于四川的后蜀由于货币不足，也发行了铁钱。当北宋并吞后蜀之后，中央政府乘机对四川地区进行了金融劫掠。地方官为了上贡，将大部分的铜钱都运出了四川，四川这个原本的铜铁币混合使用区只剩下了铁币。
由于北宋初年，全国还没有统一，而铜矿大多位于境外的其他国家，铜币铸造量不足。北宋政府干脆决定，乘势将四川变成一个铁币使用区域，只在这里发行铁币，不准铜币流入，也不准四川铁币流出。这项特殊的政策制造了全世界罕见的铁币区。
陕西的情况又与四川不同。在北宋初年，陕西和北宋其他部分领土一样，都使用铜币。但随着西夏崛起，宋夏间的战争连绵不绝，而陕西则是战争的主要后方。到了宋仁宗时期，为了应付经费的不足，朝廷考虑采用四川的方法，铸造一批铁钱投向市场，将陕西从铜钱区变成铜铁钱混合使用区域。
除了铁钱的问题之外，陕西还有大小钱问题。在铸币过程中，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仅铸造和铜币一比一兑换的铁币，还铸造了所谓的大钱。大钱也分铜和铁两种，每一枚大钱可以兑换十枚正常的钱币（称为小钱）。这时，陕西就有铜钱大钱、铜钱小钱、铁钱大钱和铁钱小钱，一共四种货币。后来，河东路（山西中南部和陕西部分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通行铜铁大小钱。
陕西（和河东）地区变成了铜铁钱混合区之后，立即引起了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在这四种钱币中，最不值钱的是当十大铁钱，所以民间竞相私铸这种铁钱。后来，官府意识到比值是不合理的，改为一枚大钱当三枚小钱，后来改为当两枚小钱，民间才慢慢把大钱接受下来。
可民间虽然接受了大钱，对于铁钱还是很排斥。逐渐地，两枚铁钱只能当作一枚铜钱用，甚至三枚铁钱换一枚铜钱。
除了这两个特殊区域之外，其余地方主要使用铜币。北宋的铜币发行量巨大，好年份可以达到汉唐的几倍至十倍。宋神宗元丰三年，曾经最高达到五百零六万贯，也就是五十亿枚钱币，表明北宋经济的发达。
但即便是这么大的发行量，政府都没有试图去减少铁钱，回归铜钱。发行量再大，政府都感到不够用。花费巨大的战争、贪食的冗官，让北宋的财政左支右绌，无力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到这时，四川的民间力量开始苏醒，才创造性地发明了纸币，来解决铁钱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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