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22篇内容，上期内容提到了北宋复杂币制和金融体系带来的后果，本期内容集中描述了“交子”这个民间的发明，是如何被政府发现并收归国有的。
有趣的是，一旦政府掌握了利用印钞技术来筹款的秘密，纸钞就成了最隐秘的敛财术，让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将财富吸走。详细内容，移步虎嗅网页及App精选页面购买《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解锁全文。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四川发生了王小波、李顺之乱。
叛乱中，位于四川的各个铸造铁钱的钱监都不得不停了工。在这之前，四川每年都铸造数十万贯的铁钱；当钱监停工后，民间立即出现了钱荒。
在叛乱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于铁钱的不方便，探索着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
在宋代，四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规模仅次于江南。可是，四川铸造的铁钱大钱每贯重达十二斤，小钱每贯也重达六点五斤。而铁币的购买力却小得可怜，一匹绢的价格大约是二十贯铁币，也就是一百三十斤重。一个女人如果出门买一匹绢，需要额外带一个壮汉当背夫，这人不是为了拿货，而是为了拿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庄发行了一种特殊的存款凭证。由于铁钱太重，人们直接拿这种凭据参与日常交易，把它变成了事实上的纸币。
这种存款凭证与唐代的飞钱类似，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飞钱只是一种汇款工具，需要汇款人本人到异地领取。而这种新的凭据却是在本地使用，并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经接近于现代钞票了。
到了叛乱发生之后，由于钱荒的发生，这种存款凭证突然间变得更加流行，参与其中的钱庄数量也大大增加。
在发行凭证时，私人钱庄突然发现可以偷偷地多发行几张，供自己使用，这多发的凭证并没有人存钱，是虚发行的，没有准备金。只要人们不同时都来兑换，就不会有露馅的风险。
但是，当所有的钱庄都偷偷增加发行量，风险就产生了：总会有不谨慎的钱庄发行过度，到最后无法兑现。只要有一张票据没有兑现，其他持有票据的人听说了，就会赶快前来兑钱，这时就会发生挤兑行为，让市场出现混乱。
到了宋真宗时期，一位叫作张咏的官员担任了益州知府，钱庄多发凭证引起市场不稳定的现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之下，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改革，将发行凭证的钱庄限定在最有财力的十六家，并形成一定的联保机制，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在这时，这种纸质的凭证已经有了名字：交子。不过由于是私人发行的，后来人们称之为“私交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再也不想回到如同扛蒜辫一样携带铁钱的时代。但是，十六家发行商由于财力的不同，也出现了分化。钱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放贷，当人们把钱存进了钱庄，钱庄就会把这部分钱贷出去收利息，人们存入的钱并不随时都放在钱庄里。
可是，有的钱庄管理得好，能够随时满足人们的提现要求，有的钱庄管理不善，就发生了现金流断裂。加上发行交子带来的更加复杂的管理问题，十六家发行商中有的渐渐落伍，有的成为优胜者。
落伍者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来付现，一个人带一贯的交子来，钱庄只能付给七百到八百现款。甚至，有的钱庄在提款人到来时，干脆闭门不出，让他们无法得到现款。
当官司越来越多时，政府开始第二次审视起交子这一问题。
此时已经是宋仁宗初年，担任益州知府的就是寇瑊。
寇瑊决定废除交子。他劝说钱商王昌懿等人关闭了交子铺，并逐渐把钱退给了存款人。然而，当他将这个问题上报给皇帝时，朝内却引起了一场关于交子存废的大讨论。
寇瑊代表的是废除交子的一派，但在他上呈报告之后，就离开了益州，被调往别处，接替他的是一位叫作薛田的官员，与薛田搭档的是转运使张若谷。
两人调查后，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薛田认为，由于交子便于使用，要想废除交子已经不现实了。如果政府明文废除，只会将交子逼入地下，更难管理。
与两人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后来的交子务负责人孙甫。他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
可是，薛田和张若谷虽然不赞成废除交子，但也并不赞成让私人发行交子。两人提出，与其让私人赚钱，不如将交子收归官营，由政府来赚取利润，补贴财政的同时，又让民间也享受交子的便利。
于是，在民间发明了交子之后，官方跳出来赤膊上阵，将交子业务国有化了。
同一年，薛田主持成立了益州交子务，负责发行纸币。此时的纸币与民间自行办理时又有了变化。民办时期，每张纸的金额是不同的，需要现填；而官办时期，交子更加标准化了，政府事先印好一贯到十贯的数字，这就和现代的纸币完全一样了。
另外，关于交子还有几个特点：
首先，交子并非凭空发行的。每发行一贯的交子，必须有一定的准备金。最初时，一界交子印行的数量是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而官方为此准备了三十六万贯的准备金。虽然保证金不是足额的，但考虑到人们不会同时提现，三十六万贯已经足够安全，保证了金融稳定。
其次，交子有界的限制。每界三年，到第四年头则发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时将旧交子换回并销毁，保证市面上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五万贯的流通量，避免产生通货膨胀。
再次，交子只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为钞票，但在其他地方只是废纸。
最后，交子实行铁币本位的，它标明的面值都用铁币来衡量。
宋代是金融创新的朝代，除了交子之外，在北方，特别是陕西使用的盐钞也是一种信用票据，即用盐来计算财富。可以说，盐钞就是一种用盐作为准备金的货币。
薛田和张若谷将交子发行权收归政府，结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时代。
最隐蔽的敛财术
纸币为什么会贬值？
如果暂时把中国放一边，来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会发现纸币的发行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与某种硬通货挂钩。在20世纪之前，世界上所有使用纸币的国家，都会将纸币和金、银或者铜钱挂钩。一元钞票相当于多少硬通货都有定数，人们随时可以拿纸币去兑换。
只有在少数战争时期，政府管制金银，才临时性地限制纸币兑换，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恢复与金银的兑换比率，实行自由兑换。在这个时期，纸币由于与硬通货的挂钩，是不会贬值的。
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发明了一种不与硬通货挂钩的纸币系统。到了现在，各国发行的纸币都已经浮动，不再与任何硬通货挂钩。但这样的体系只不过实行了几十年，却已经造成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即便是被人们奉为楷模的美国，其平均通胀率也是使用纸币之前的数十倍。而不管是魏玛德国、国民政府、俄罗斯，还是津巴布韦，都出现过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通胀。
从世界的经验看，只要纸币不与硬通货挂钩，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许多政府就依靠印钞票制造通胀，从社会的手中夺取财富。
这个规律在世界上算是新经验，而在中国，却已经是老智慧。交子出现之后，宋代政府就已经有了利用纸币来筹钱的实验。这个实验在北宋时期还是小心翼翼的，到了南宋则加速并失控。而与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国，则由于效仿时用力过猛，脱缰野马般直接进入了超级通胀状态。
最初，四川官方的确想把交子作为一个有信誉的金融工具。在很长时间里，官方都遵守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的限额，没有加印或偷印钞票，交子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了。由于铁钱过于笨重，许多人甚至宁肯多出点溢价，也要持有交子，放弃铁钱。
宋真宗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虽然每年向辽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但由于和平的实现，经济的发展，政府没有破坏金融稳定的动机。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事情出现了变化。由于宋仁宗不承认西夏人当皇帝，双方进入了战争状态。这次战争使得宋代政府立刻入不敷出。在四处搜刮民财的同时，一切审慎的金融政策就靠边站了。
宋仁宗庆历年间，边关吃紧，朝廷让商人把物资送往前线，却拿不出现钱来支付商人的服务。中央政府让四川多发行了六十余万贯的交子去支援陕西，这是交子第一次走出四川，在陕西试行。多印的交子没有准备金作为支持，有一定的破坏性。
庆历年间也是铁钱在陕西逐渐流行的年份。铁钱的发行让陕西也陷入了与四川一样的困境。由于铁钱的购买力太低，过于笨重，运输成了大问题。
到了宋神宗时代，由于西夏战争的消耗，财政更加困难，中央政府决定直接在陕西实行纸币。这次不是用四川交子援助陕西，而是陕西设立独立的交子办公室（交子务）发行纸币。但这次发行和四川不同，四川有较为充分的准备金做后盾，而陕西却没有，所以发行并不成功。陕西此时已经有了另一种纸质凭证：盐钞。交子的发行，还影响了人们对盐钞的使用，可谓得不偿失。政府停止了在陕西印刷交子的工作。
四川的交子发行规则是发新收旧，每隔三年发行一次新纸币，规定人民必须拿旧纸币按照原价兑换成新纸币，但是需要缴纳三十文的工本费。这种做法保证了市面上流通的交子数量始终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了应对财政危机，中央政府再次打起了交子的主意，命令四川多发行一界交子，却并不按惯例把老一界的交子回收。
于是，市面上两界交子并行，纸币量一下子扩大了一倍，但准备金却并没有增加。转眼之间，政府就将相当于十二亿枚钱币的财富从民间转移到了自己手中。
与政府发行量的扩大相应的是，市面上纸币贬值，交子出现了折价。一贯的交子已经换不来一千枚钱币，只能按照大约九五折的价格进行兑换。
与此同时，随着纸币数量的增多，四川的交子逐渐向北方扩散，开始在陕西流通，更进一步影响了盐钞的生意。政府下令，在陕西禁止使用四川交子，将通货膨胀的压力留在了四川境内。
此时，政府对于纸币的性能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皇帝意识到，虽然没有准备金，但即便政府偷偷地超量投放了纸币，人们一开始既不会发现，也没有力量阻止，就像在酒里兑水一样，只要不过度掺水，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是没有人会在意的。
这对于政府不啻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只要动一动印钞机，多印一点钞票，就立马可以缓解财政危机。既然印钞票这个动作这么简单，又何必兴师动众去加强什么正规税收呢？
执政者并没有意识到，用纸币敛财的确是短期通往天堂的道路，但长期这么做，经济就会失控。
于是，中国纸币发行失控的时期终于到来了。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政府又多发了十五万贯交子。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又多发了四十八万贯。这些纸币主要用来应付陕西边境的开支，禁止陕西使用交子的法律也已经松动，不再有效。
从这时起，政府印刷的纸币已经不再受数量的约束，在四川和陕西，交子越来越泛滥。到了宋徽宗时期，在蔡京的主持下，纸币和盐钞等宋代的新发明，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引起了世界上第一场新技术条件下的金融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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