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第24篇内容，本篇内容中作者提到，随着南宋纸币的使用范围更广，南宋政府遇到了比北宋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系统的崩溃，在“财政困难——疯狂印钞——恶性通胀——朝廷感到害怕——想办法回收纸币——发行新纸币，强行以折价收兑旧纸币”的套路中不断循环。
在蒙古人叩关之时，当政府最需要财政收入来组织军队打仗时，却由于金融的崩溃，没有钱养兵。并且金融破产影响到了每家每户，使得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愿为它卖命。从这个角度说，南宋的灭亡，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财政上的崩溃造成中央王朝无力维持的局面。
南宋的金融崩溃
与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更大，这是因为纸币的使用范围在南宋社会更加广泛。北宋时期，虽然四川地区发行纸币，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金属货币区。而到了南宋，借着北宋末年蔡京的改革，政府开始在全国发行纸币，并大幅度减少了铜币的铸造量，纸币成了南宋货币最主要的形式。
政府在东南地区发行了一种叫会子的纸币。会子的发行也是一波三折。最初，政府试图按照四川的方式在江浙一带发行交子，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政府突然发现，民间已经在自发使用一种叫作会子的东西，于是，政府禁止民间发行会子，改由官府经营。
会子与四川交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会子是一种以铜币为储备的纸币（交子是以铁币为储备），理论上讲，会子与东南地区盛行的铜币有着一对一的兑换关系。会子的发行也仅限于东南地区，也就是南宋最主要的经济区。由于区域的限制，就算有人把东南地区的会子带到四川去，也没有办法使用，更没有办法兑换当地的铁钱。
而在四川地区，南宋一共使用了三种纸币，其中一种是北宋末年取代交子的钱引，这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除了钱引之外，还有一种叫作铁钱会子的纸币，但流行的地区很小，影响也不大。另外，四川还有一种以银为储备的银会子，理论上用这种纸币可以与银兑换。
南宋时期，还有两个特殊的区域，分别是两淮地区和湖北一带。这两个地区原来也是使用铜钱，但由于靠近这两个区域的金国同样需要货币润滑经济，并且从这些边境地区大量地走私铜钱到北方，所以，为了防止金国把铜都运走，南宋政府规定这两个地区不再使用铜钱，而改为使用铁钱。
两淮和湖北使用铁钱之后，也对应着发行了两种纸币，分别是淮交和湖会。这两种货币都以铁钱为储备。但是，淮交和湖会都不能越界发行。虽然都是铁钱储备的纸币，但淮交不能拿到四川使用，四川的钱引也无法拿到两淮使用。
通过这种方法，南宋就将全国划分成了四个金融区，分别是最大的东南区、次大的四川区域，以及两个较小的两淮和湖北区域。这些地方各自使用不同的铁钱和铜钱，并发行各自的纸币。其中东南会子和四川钱引的影响力最大，而尤以东南会子为最。
东南会子最早发行于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这一年，皇帝命令户部侍郎钱端礼根据以前的纸币流通经验，设计了会子。第二年设立了会子办公室（会子务）。第三年通过了《伪造会子法》，对于伪造行为严厉镇压，处以死刑。
由于发行纸币的经验不足，在发行之初没有控制额度，于是，会子出现了第一次贬值。到了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皇帝开始用现钱回购一部分超发的会子。两年后，会子正式采用了和当年交子类似的方法，分界发行。从这时起，会子正式成为南宋的主币。
按照规定，会子每一界的发行量为一千万贯，以三年为一界，到期后以旧换新，保持市面上流通的会子始终是一千万贯。
但南宋的货币发行制度始终不如北宋的四川地区，常常朝令夕改，一切以财政状况为依据。
最初时，朝廷规定一界的发行量为一千万贯。但是这个额度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政府规定每界会子的展期为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使用六年，市面上同时运行两界会子。钞票的发行量扩大了一倍。
到了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再次规定会子回收展期为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使用九年，市面上三界会子同时运行。钞票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最初的三倍。
但这一切仍然是可控的，失控马上就要到来了。
公元1206年韩侂胄的开禧北伐惨淡收场，而北伐也对南宋的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由于财政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无法弥补，所以，政府陡然加大了印钞力度。
会子最初发行时只有一千万贯，开禧北伐时期，会子的发行总量已经达到了一亿四千万贯，比当初扩大了十四倍。加上在四川发行的八千万贯的钱引，两者加起来达到了二亿二千万贯。
随着发行量大增的是剧烈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意识到了通胀的危险性，于是考虑减少纸币的流通量。这就牵扯到了另一个秘密：政府发行纸币非常容易，但回收纸币却困难重重。
如果要回收钞票，当时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政府拿出库存的硬通货，将纸币买回来销毁掉。所谓硬通货，主要是金银。但是，政府在发行钞票的过程中，的确换回了不少物资，可这些物资随即被花光了，在空空如也的国库内，并没有多少硬通货储备。
政府检视家底之后，发现国库里还剩下一点金银。另外，政府还可以卖一部分僧侣的度牒。中国古代的僧侣一直享有免税权，度牒持有人不管是不是和尚，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按照每两黄金兑换六十贯纸币，每两银子兑换六点二贯，每道度牒价值一千二百贯计算，政府手中的资产一共可以兑换回一千三百万贯纸币，约占全国流通量的百分之五强。如果把这些金银和度牒集中投放在四川，则可以收回半界的四川钱引（四川有三界钱引并行，一共八千万贯）。
但这次回收工作却引起了民间的恐慌，人们听说政府要回收纸币，立刻想到以后纸币都不流通了，结果纸币的价格从每贯价值四百个铁钱一下子跌到了价值一百个铁钱，这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但不管怎样，回收纸币这件事说明宋代政府还是一个想负责任的政府，并非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只是无法对如此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的管理。
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政府会选择更为极端的做法，比如发行新会子取代旧会子。在发行新会子时，规定两贯旧会子才能兑换一贯新会子。当所有旧会子都按照这个比例兑换新会子时，市面上的钞票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从账面上做到了减少流通量。
虽然政府暂时回收了一部分会子，但由于财政系统已经遭到破坏，于是，政府很快又不得不靠印钞来解决财政问题。印钞速度再次失控，到了宋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前后，仅仅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三亿二千九百万贯，这还不算四川钱引。
到了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六点五亿贯。
政府就在“财政困难——疯狂印钞——恶性通胀——朝廷感到害怕——想办法回收纸币——发行新纸币，强行以折价收兑旧纸币”的套路中不断循环。到了用第十八界新会子取代第十六界旧会子时（这时是两界会子并行），政府规定十六界会子不再使用，而十八界会子一贯相当于十七界会子五贯，直接将货币贬值了五倍。
到了公元1247年，政府又决定要跳出这个循环，规定当时在市面上流行的两界会子（第十七界和十八界）不再回收，永远使用。这等于宣布政府无力维持会子的回收工作，只顾继续印钞票，任其贬值了。
到了南宋末年，政府的和籴政策（也就是拿纸币从民间强买强卖粮食）又把更多的纸币注入民间经济中，结果人人谈纸币色变，这种具有魔力的纸已经丧失了信誉。南宋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
南宋的金融崩溃发生在蒙古人叩关之时，当政府最需要财政收入来组织军队打仗时，却由于金融的崩溃，没有钱养兵。并且金融破产影响到了每家每户，使得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愿为它卖命。从这个角度说，南宋的灭亡，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财政上的崩溃让这个中央王朝已经无力维持了。
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大约是在宋理宗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由宰相贾似道组织的南宋最后一次大型改革正在悄然展开。
几年前，南宋与北方蒙古族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宰相贾似道查看政府剩余资源时，发现南宋的国库已经空了。在任何一个即将崩溃的朝代，如果揭开它的财政膏药，就会发现下面已经溃烂成蛆。
此时，南宋的金融体制已经形同虚设，政府发行了太多的纸币，无力控制物价。税收也同样空虚，大量的农民破产，政府收入锐减。更糟糕的是，随着蒙古威胁的增大，政府却需要更多的粮食为打仗做准备。既没有钱，又想多收购粮食，南宋政府不得不依靠古代版的“收购公粮”政策，即“和籴”。
所谓和籴，是指政府强行向民间摊派购买粮食。本来购买粮食是需要花钱的，但是，由于是政权行为，政府以极低的价格，强迫农民大量出售。最初购买时还是用钱币，后来则改成纸币，再后来纸币都给不全，常常亏钱。于是和籴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
以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为例，这一年和籴粮食达到了五百六十万石，全部用纸币购买，甚至超过了全国正规的粮食税收。
南宋时期，人们对于和籴的批评不绝于耳，纷纷谴责这个可以让人倾家荡产的政策。同样是在宋理宗时期，大臣刘克庄也曾抱怨说，以前全国一年和籴只有一百五十万石，现在，仅仅吴门一个郡就被迫交出一百万石，全国更是不知已经增加了几倍。浙江中部本来属于富裕的地区，可是现在就连巨富，十家也有九家变成了穷光蛋。
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做一次全面改革。南宋最后一次拯救财政的努力——回买公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所谓回买公田，指的是政府从富户手中购买多余的土地，把土地作为公田。之后，再把公田出租，获得租金收入，这些租金就可以养活军队，支持战争。当政府有了公田之后，只需要经营好公田，就不用再把过重的税收与和籴负担强加给民间了。
吊诡的是，南宋政府刚建立的时候，手中是有大量的皇庄和公田的，但是，随着政府不断缺钱，慢慢把这些公田都卖给了私人，卖地的收入补贴了财政。到贾似道时期，早就没有公田可卖了。贾似道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公田再买回来，所以叫回买公田。
为什么要回买公田？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对政府和民间都有好处，吃亏的只有特权阶层。在改革之前，特权阶层把持了大量的土地，却由于种种勾结行为，很少纳税。贾似道试图利用回买公田政策，逼迫这些特权阶层放弃一部分土地，交给政府。
由于和籴购买粮食都用纸币，只要不再搞粮食强行采购，政府也就不用发行这么多的纸币，这对于控制通货膨胀也是有好处的。
既能筹措军粮，又能避免通胀，这就是贾似道一举两得的憧憬。他的良方很快获得了皇帝的认可，并在宰相的主持下，迅速实行。
最初只是在广西一带小规模推行，尝试屯田，以获得财政收入。由于皇帝重视，广西的屯田进行得很成功，于是，贾似道开始在全国推行。首先取得突破的是浙西路，这里是贾似道的根据地，最容易控制。
然而，如果从民间的角度观察，则是另一番景象。
按照规定，在自愿的原则下，回买公田政策只购买大土地主多余的土地，不涉及中小土地主，尽量减少对民间的强迫。但由于政府从财政角度考虑问题，势必有指标的要求。官员们为了完成指标，只能向民间摊派，结果到最后，变成每家每户除了二百亩豁免之外，其余的土地都要卖三分之一给政府，其做法和摊派购买粮食时是一样的。
后来，当指标催得紧时，干脆连百亩之家都被逼卖地了。政府原本想通过富户筹款，却变成了一次不幸的全民运动，整个社会根基受到了动摇。
更严重的是，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钱款来购买土地。所出价格都是压低了再压低，上好的土地被以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价格被强行买走。
在贾似道的逼迫下，各地的官员纷纷“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想尽一切办法从民间搜刮土地，有的甚至用肉刑对付那些胆敢抵抗的人们。
即便这样，政府还是没有钱支付所有的公田。除了纸币之外，政府的支付方式还五花八门，比如和尚的度牒也被拿来当钞票发给田主，再加上一些虚官和各种各样的头衔，等等，所有稍微有一点价值的东西都被拿了出来。这些东西还不准转卖，有时就等于废纸一张。
纸币和各种奇怪的纸片源源不断地流入民间，原本为了整治滥发纸币，最终却注入了更多的纸币。
在民间大乱套和巨大的抱怨声中，官员们纷纷上书，谴责贾似道的做法。贾似道一看大事不好，连忙请求辞官。
但是，就算贾似道再努力，仍然无法彻底改变宋代的财政状况。接下来的问题出现在了公田上。
当政府购买了公田之后，就要组织人员进行屯田生产，来获得粮食。最初政府设立了一些屯田机构进行管理，但由于官僚的惰性，根本没办法有效组织，浪费严重，最后只好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随着对佃户压榨的加深，许多人根本不租政府的土地，原本的良田现在抛了荒，社会的总财富减少，从而影响到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当皇帝发现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时，又有人商议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耕种，于是群臣在蒙古兵叩关时，纷纷在讨论怎样把土地还给私人。但蒙古人已经不再给皇帝留下继续折腾的时间了，他们“帮助”宋代政府彻底结束了窘迫的财政难题。
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赵宋三百年来的财政腾挪和如此复杂的财政制度，都迅速化为云烟，但它们的敛财经验，特别是金融方面的新经验，却成为宝贵的财富，流传给了后世的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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