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第27篇内容。前面几期我们提到了纸币时代来临后，从宋到元，中央政府一直面临着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的困境，那么到了明代，时局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无疑，明代是个成熟的朝代，它拥有着最严密的集权手段，但事实上，这个优势也导致它有着最笨拙的财政工具。前代的许多财政经验，到了明代都成了累赘。
明代皇帝由于对金融无知，宋元时期发达的对外贸易，到了明代也被做成了亏本买卖。明太祖注重农业，敌视贸易，闭关锁国导致倭患。万历后期，随着战争的开启，这些工具逐渐被滥用，使得明末在一片加税声中灭亡。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对经济最无知的环境中，对权力斗争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金融、财政、贸易却一窍不通。加上他强调后代必须完全遵从他设计的制度，明代的财政制度从他建立时起，就是最保守、最落后的。
由于对纸钞的原理一无所知，明代的准备金制度也是最差的，这导致明代建立不久之后，纸币制度就已经崩塌。民间由于不信任政府，所以退回到了硬通货之中，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不再理睬政府的纸币了。
在开国之后，统一全国之前，明太祖就开始着手建立新的金融体系。最初，他效仿唐宋，铸造了一批铜钱进行流通。但由于战乱，铜矿开采陷入停滞，政府只能强迫民间把铜器销毁，上缴用来铸币。这种做法引起了民间的不满。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太祖想起了元代纸钞的便捷，便效仿元代发行纸币。
明代发行的纸币叫“大明宝钞”，与宋元时期的纸钞比起来，大明宝钞的缺陷非常明显。
第一，宝钞完全没有准备金制度，所有的纸币都是不可兑换的。虽然朝廷公布了纸币与黄金、白银、铜钱的兑换比率，但是，这个比率只在民间拿真金白银换纸币时有效。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持有一两黄金，到政府就可以按照官方比率换回四贯的纸币。但是，他如果不想要纸币了，想拿回黄金，政府却将兑换的窗口关上，不予理睬。仅仅这一点，纸币就成了政府从民间榨取真金白银的工具。
但是，如果民间决定保留黄金白银，不兑换成纸币呢？皇帝也在考虑这个难题。最终明太祖想出了办法：发布禁令，民间不得以金银进行交易，也不准以物易物，必须使用纸币和铜钱，违反的就是犯罪。
禁止了金银交易，而铜钱的数量又很稀少，民间只有使用纸币这一个选择了。
第二，宝钞的发行不限量，政府想印多少印多少，一旦财政匮乏，立刻打开印钞机。宝钞也不再分界。最初，宝钞也没有以新换旧一说，人们把钞票用旧用烂了就失效了。后来才规定可以以旧换新。
第三，纸币之所以通行，最重要的保证是政府允许民间用纸币纳税。然而明太祖却在财政上做手脚，政府花钱时尽量多使用纸币，而政府收钱却少收纸币。
而在收税时，政府却要求人民不能都使用纸币。比如民间缴纳商税时，只能百分之七十用钞票，剩下百分之三十用铜钱或者金银。民间为了凑齐缴税用的硬通货，必须花高价去购买，结果纸币立刻出现了大贬值。
随着钞票的持续贬值，皇帝在税收中也更加偏好硬通货，有记载说，即便到了一贯纸币只值一文钱的时候，皇帝还强迫民间按照一贯纸币兑换银子二分五厘的标准（这个标准高估了纸币一千倍），上缴银子作为税款。
皇帝向市场投入了过多的纸币，明代的钞票成了典型的击鼓传花游戏，政府源源不断地把流动性放出来。只用了二十年时间，明代宝钞制度就崩溃了。
奇怪的是，明代宝钞制度虽然很快崩溃，可是宝钞却如同细小的尾巴一样一直存在。由于明代是个对祖宗之制无限尊崇的朝代，一旦朱元璋建立了制度，没有人敢于废除。
到了后来，宝钞就成了一种礼仪性的东西。逢年过节，皇帝就会装模作样地向大臣发放宝钞作为赏赐。大臣明明知道宝钞已经形同废纸，没有了市场，也要感激涕零地接受下来。由于这种礼仪作用，大明宝钞一直保留着。
对于明代人来说，皇帝发行纸币唯一的公平之处是：它不仅仅坑老百姓，对官员也毫不手软。实际上，官员是明代纸币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明太祖出身贫寒，明代对官员也一直实行低俸政策。明代初年，一品官月俸大约只有一百石粮食。但明初的官员在俸禄上还算幸运。随后，明太祖决定把一部分俸禄折算成钞票，官员的收入就走向了漫漫的缩水旅程。
到了明成祖时期，官员俸禄开始大面积搭钞，高官给四分米六分钞票，小官给六分米四分钞票。随着钞票贬值的加剧，官员俸禄大打折扣，到了宣宗时期，一品官的月俸只有四十六石米，随后的英宗时期只有不到三十五石，宪宗时期只有二十石米，不如一个唐代的七品官。
由于官员俸禄太少，他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来补贴家用，这是造成明代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后期，官员也忍受不了钞票的盘剥，呼吁皇帝加速银本位的普及。
不过，虽然有着种种不方便，当全国普遍采用银本位之后，民间经济却因此受到了保护。明代政府虽然失去了一张财政王牌，却出乎意料地有了新的收获：由于民间金融系统脱离了政府摆布，变得更加健壮，反而使明代经济更加经得起政府的折腾。不管是外敌的入侵，还是内政的败坏，二者对于民间经济的破坏力都大大下降。银本位制保护了民间的繁荣，无意之间，让这个原始、僵化的帝国存活了近三百年时光。这或许是朱元璋当初也没有想到的。
亏本的对外贸易
明代是一个笨拙的朝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和尚，对于经济、金融、商业均一窍不通。他建立的制度渗透在整个王朝的血液之中，形成了许多啼笑皆非的现象。
除了在金融上的无知之外，对外贸易这个让之前所有朝代受益匪浅的领域，到了明代皇帝手中却如同噩梦，令人无所适从。
从唐代以来，对外贸易就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到了宋代，政府更是学会了利用对外贸易来发财，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外关税制度和专卖制度，将政府的收入最大化。
然而，明代虽然试图继承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却由于无知，政府不仅无法通过贸易赚钱，还做一单赔一单，对外贸易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最后只能选择闭关锁国了事。
由于明太祖强调农业，轻视商业，因此，明代各个边境的官吏不仅不鼓励贸易，反而限制贸易。他们认为，海外诸国与中国的贸易不是互利行为，而是皇帝的一种恩赐。
在这种思想之下，他们并未发展出一套海外贸易规则，也没有想过从海外获利。在宋代，每艘船只的到来都意味着一笔丰富的财政收入，但明代不对海外船只征税，也不准海外船只自由贸易。
他们认为，外国人到中国来，唯一的原因就是仰慕中国的文化，所以才前来朝贡的。他们把所有海外的商团都当作外交使团而不是贸易商人。
即便一个人是来做生意的，也必须伪装成外交使者，才能获准将货物输入中国。输入中国后，还不能自由买卖，只能统一交给政府，当作贡品押往北京。而皇帝则赏赐给这些使者大量的钱财，这些钱财不仅足以偿还货物的价值，还比通过自由市场买卖赚得更多。
在这种制度下，不管是海外的国王还是商人都很喜欢到中国来朝贡，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明朝政府有多么尊重，只是因为买卖很划算。
许多国家甚至利用制度的漏洞来牟利。最会利用朝贡漏洞的是日本人。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型国家，能够拿得出来的商品只有工艺品、木材、刀具等少量物品。而明代最欢迎的却是东南亚的奢侈品，对于日本的商品本来就不感兴趣。
当明代政府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之后，便开始想办法弥补。一方面对日本的贡品大幅度压价，甚至只给到日本人希望价格的六分之一；同时规定日本人不得频繁地进贡，每十年进贡一次，每次只允许两艘船、两百人。对于其他的国家，明政府往往规定两到三年一贡，对日本人的单独规定显然是一种严厉的惩罚。
由于正常的贸易被中央政府的粗暴规定打断，日本人随即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展开了贸易和海盗攻势，中国进入了倭寇频发的时期。倭寇的发生进一步刺激了政府，皇帝下达禁海令，禁止人民下海贸易，并正式断绝除进贡之外的其他贸易形式。
在西北方向，明代的这套进贡把戏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发生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就与贸易有关。
由于瓦剌人喜欢中原地区的奢侈品，对于绫罗绸缎、茶叶等物品的需求都非常大，而他们能提供给中原的只不过是些皮毛制品和牲口。如果双方有正常的自由贸易，那么瓦剌人的需求一定无法满足。但他们善于利用明代的朝贡空子。如同一阵风一样，瓦剌的王公贵族们争先恐后地向明朝纳贡，用不值钱的东西换取皇帝的赏赐，并逐渐发展成一种类似于勒索的形式。
瓦剌人的朝贡队伍也越来越庞大，最初一次的朝贡团只有几十人，后来则达到几百人，最后，则有数千人之多。以前一年一次，后来则一年两次。每次来人，一路上各个地方衙门就要出人出力，提供马匹车辆、楼堂馆所，地方政府也叫苦不迭。
朝廷在赏赐上的花费越来越高。皇帝受不了了，就变相地允许瓦剌人在边境处做一部分贸易，不用把所有的贡品都带往北京。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的瓦剌人拥入。
在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瓦剌人的首领也先又派了一个号称三千人的大型朝贡团前来，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严格核对人数，发现贡团的规模只有宣称的五分之一，于是叫人按照实际情况付账。
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了庞大的骑兵。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这才有了土木堡之变。
纵观明代的外贸史，是一场加强控制却越来越扭曲的贸易史。最初政府想控制贸易，又想安抚外国人，将宋元时期的制度弄成一种古怪的朝贡制度，这种制度再次畸形化，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不仅无助于政府财政，反而成了财政的漏洞，变得越来越滑稽。
由于财政失控，明朝政府对于商业和贸易的态度愈加敌视，并最终把中国送入了闭关锁国的轨道。当锁国政策固化到人的脑子里时，整个社会对海外世界都充满了偏见和敌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
明代是一个农民意识最强的朝代，朱元璋试图建立最严密的户籍和土地制度，用这种方式来约束整个社会。但不幸的是，这套制度过于严密，除了朱元璋，没有人能够玩转。等他死后，这套烦琐的制度反而成为继承人的枷锁，令他们疲于奔命却徒劳无功。
明代的财政制度主要依靠两种资料来收税：针对户籍的黄册和针对土地的鱼鳞册。前者相当于现在的户口簿，后者相当于土地簿。
建立黄册和鱼鳞册是两项雄心勃勃的工程。在当时，要依靠人力去一一统计全国的土地和户籍，需要耗费皇朝几年的时光。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由于明初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明太祖顺利地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全国户籍共计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面积则达到了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这次清查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别是土地，通过清查，全国在册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一倍，皇帝的税收大大增加。
明太祖更是规定，黄册和鱼鳞册每隔十年就要彻底清查一次，以便政府掌握真实的数据。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一次的普查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施。以第一次清查为例，从洪武十四年开始搞人口普查，到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土地数据统计完毕，期间花了十二年的时光。明初，由于太祖的苛刻和严谨，官员们战战兢兢、尽职尽责，还用了十二年时间才完成统计。随着行政效率的降低，后来的皇帝又怎么可能完成十年一次的浩大工程呢？
当明太祖还活着时，这套行政体制因为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此，在他的摆布下，显得得心应手。但等他死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驾驭这套制度。行政退化从明太祖死后就已经非常严重，谁也无法再维持系统的高效运转了。
到了后来，户籍和土地普查已经进入了蒙人阶段，有的人死去几十年，名字照样出现在黄册里，至于鱼鳞册则更是乱七八糟。
由于数据的不准确，官员们征派赋役已经不可能再按照黄册进行。有的人就另造一本户籍，叫作白册，白册上登记的数据要比黄册上的更加准确。
土地信息的失灵还产生了“大小亩”的说法。所谓大小亩，是指黄册登记的亩数和实际土地的亩数有差别。一块地可能有十亩，但是在黄册上只登记五亩。在黄册上登记的数字叫大亩，是用来向上级报税的，而实际上的数字叫小亩，是用来征税的。朝廷只知道大亩的数据，却摸不清小亩的数据。
在民间、官吏的共同努力下，明代的财政如同一团乱麻，隐藏在迷雾之中。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