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第28篇内容。上期内容讲了小农意识强烈的明代，在太祖朱元璋的主导下，在货币金融、对外贸易上，都遇到前所未有的管理问题。本期就来讲，明后期试图整饬朝纲的大学士张居正，是如何进行改革的。
历史上的张居正，首先是一个在现实中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人。他只是瞅准了机会，做了一些理顺式的变革。所谓“理顺式”，指的是由于皇朝已经运行了两百年，许多问题已经缠成了一团乱麻，张居正并不是要将这一团乱麻彻底烧掉，而是在保留这些线团的基础上，解开一部分疙瘩，让制度运行得流畅一些。这是一种姑息疗法，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明代是一个无法变化的朝代，从开国者朱元璋死后，这个朝代就已经僵化到容纳不了一次改革的程度。即便再锐意改革的皇帝，也会发现祖宗的制度已经限制了变革的可能性，只能顺着惯性随波逐流，等待最后的清盘。
即使是人们常常谈到的张居正，也没有能力进行一次完整的改革，他只是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做了一次小小的挣扎，将社会从失控中向回拽了一小把，却又引起了另外的失控。
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制度天才，他设计的制度成熟耐久，让所有人都感觉动弹不得，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整个官僚架构保证了行政工作的刚性。这是一架自动运行的机器，虽然随着年久失修，越来越耗油，越来越吃力，但如果一个人指望这台机器会很快坏掉，那就大错特错了。
没有人喜欢这个制度，但每个人又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无奈地巴望着它倒掉。可是制度冷冷一笑，稍微伸个懒腰，就把人给熬死了。
当明太祖把精力投入到加强皇权上面时，对于财政和经济方面考虑得却过于简单。他曾经想学习元代的纸钞制度，却由于不懂得背后的基本原理，让纸钞很快贬值。由于对外贸的无知，他也无法建立一套有效的外贸体系。他理想中的制度就是一个人人务农、人人缴纳农业税的社会。
整体上看，明代的财政制度已经退回到了中央集权帝国最原始的模式，能够征收的都是最简单易行的税项。而从唐代以来发展的革新，却都被一一摒弃。
在这个原始的财政体系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是固定的。由于土地数量、人口数量、人们对盐的消费量变化都不大，所以，在两百多年里，税收也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化。
在明代，真正体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随着贸易的活跃，江南的许多地方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特别是在苏州等农业重税区，人们已经放弃了对土地的依赖，转身变成了城市人口，依靠服务业、加工业生存。
工商业虽然也被列入了政府税收范围，但政府对于商税的征收并不成功。由于商人做买卖每年盈亏不一，缴税差别很大，政府很难正确估算出每年的商业税额。这是一个动态的税，对于中央王朝来说已经过于复杂了。
在逐渐动态化的社会里，这架笨重的行政机器却在用最静态的方法来管理财政，这就是明代财政收入的死结所在。
在财政收入被固化的同时，明代的财政开支却日益变得庞大。
明太祖开国之时，官员的数量并不多，政府不大，皇帝本人也是节俭的人，很会抠着钱过日子。他认为，只要政府保持这个规模，现在的税额已经绰绰有余。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政府规模立即膨胀。他的孙子建文帝希望削藩，延续了控制政府规模的思路。可是，建文帝随即被叔叔燕王朱棣打败，朱棣（明成祖）立即迁都北京，同时在南京也留下了一套领导班子，一下子将中央官僚的数量扩大了一倍。
明成祖还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北征蒙古、南攻安南（今越南），还派出了大型的船队到印度洋耀武扬威，花费巨大。财政状况也开始吃紧。明成祖之后，明朝不再对外扩张，但这时官僚系统却更加膨胀起来。洪武时期，全国的官员加起来只有两万四千人，到了一百年后的明宪宗时期（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武职已经超过了八万人，文武官员总计有十多万人。除了官员之外，朱姓的各种宗王也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宗王的禄米达八百五十三万石，超过了全国供应北京粮食（四百万石）一倍。
朱元璋按照小农思想建立的财政制度彻底玩不转了，朝廷的财政状况变得紧紧巴巴。皇帝不断地挣扎着，又受制于祖宗制度，无法进行变革，只能将就着。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嘉靖年间起，倭寇和北方的蒙古、女真等势力又开始活跃，明朝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对付他们，军费开支陡增，已经被官僚系统耗空了国库的明朝政府就更应付不过来了。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公元1522年，万历皇帝登基，也造就了一个属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时代。明代进入了人们认为的“改革”时期。
不过，在万历帝登基前后，传统西方世界、亚洲、美洲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葡萄牙多明我会的修士加斯帕·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甚至以他的见闻为基础出版了《中国志》，叙述中国的官僚系统、社会生活，为欧洲人提供了关于明代的新消息。但是此时，中国人对于外界仍然近乎无知。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世界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去观察张居正的努力，就会发现，他的做法根本称不上一次改革，他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些许的更动，帮助这个衰老的王朝更方便地收税罢了。
从性格上来看，张居正并不是享有清誉的变革者，而是随大流的现实派。在担任首辅前，他和权臣的关系都很不错，谁也不得罪。担任重臣后，他也并不掩饰以权谋私的行为，他的儿子在科举中分别中了状元、榜眼，引起了普遍的质疑，而他却毫不在意。
明朝的官吏还有一种制度性的腐败行为。明太祖时期提倡廉政，给官员们定的俸禄都很低。这些俸禄还总是被朝廷盘剥，一会儿用纸币，一会儿折算成银两。官员们的钱一直不够花，必须开辟新的财源，于是出现了各种官场陋规。张居正对于这些陋规也同样不予拒绝，习以为常，他没有治理这些根本问题的雄心壮志。
明朝是一个太监治国的朝代，在对待太监统治上，张居正也丝毫不考虑其危害，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作为大学士首辅，他和太监们打成一片，保证太监们支持他的政策，不设绊子。至于制度本身，与他无关。
所以，张居正首先是一个在现实中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人。他只是瞅准了机会，做了一些理顺式的变革。所谓“理顺式”，指的是由于皇朝已经运行了两百年，许多问题已经缠成了一团乱麻，张居正并不是要将这一团乱麻彻底烧掉，而是在保留这些线团的基础上，解开一部分疙瘩，让制度运行得流畅一些。这是一种姑息疗法，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他的改革思路也和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类似，不是为了重建一套新的制度，而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对于期盼深层制度改革的人，这样做的确令人失望，但理顺式的改革又的确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使皇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在张居正的时代，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财政的收支。由于老是查不清户籍和土地，老的税收规矩已经过于复杂，不利于征收，必须想出新的办法。张居正的变革也从裁汰冗员和清查人口、土地这两方面入手。
他试图利用官员的考核淘汰一批冗官，采取了一种叫作考成法的措施，就是给每一个官吏事先做一份账簿，上面列出要处理的事情，并上缴一份到上级部门备案，当官吏们按照账簿把事情处理完，再到上级部门把账簿核销。如果一个官吏本来需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完成，就无法到上级部门核销，那么上级部门到时候拿出单子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不称职的官员。通过这种办法，加上一定的淘汰机制，张居正一方面裁减了冗员，另一方面又强迫官员更卖力地干活。
当官员们的行政效率被张居正逼迫着提高时，张居正开始了另一步基础性的工作：整理税基，清查人口和土地。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代的户数达到了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共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这两个数字接近明太祖时期的水平，也和前几年的调查没有太大区别。这里的口数只是纳税人口的数量，不是实际的人口数。根据后人的估算，明代的人口应该突破了一亿人。
虽然人口与清查前区别不大，但是对于土地的调查数据却出现了大幅增加。张居正下令，全国分三年丈量土地。此前，人们想尽办法隐藏土地面积，比如，针对面积不规则的土地，通过计算方法的化简，就可以缩小实际面积。张居正下令引入最科学的方法，“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务必得到真实的数据。
这次测量得到的土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明孝宗时期的测量数据多了三百万顷。测量让政府有了税法改革的坚实依据，却由于地方官僚涸泽而渔的作风，让民间失去了抵御政府加税的能力，埋下了隐患。
在真实数据（甚至夸大的数据）的基础上，明代最重要的税法变化——一条鞭法——得到了贯彻。
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的首创。在他之前，明代官员已经想过许多办法来解决征税问题，比较著名的有“鼠尾册法”“一串铃法”“十段锦法”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找到有纳税能力的人，让他们纳税。
一条鞭法则把一个地方的所有这些税额都加起来，把所有劳役也都折算成银两并入税赋，再根据每家土地的大小摊派下去。对于老百姓来说，政府只骚扰一次，告诉他们一个总数，按照银子缴纳，就不再有其他的麻烦。政府需要劳役就花钱去雇佣。这种纳税方法减少了扰民，也简化了手续，更加便于征收税赋。
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地位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它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
第二，为了简化形式，它牢牢地把握住一个根本：土地。只要土地在，就有税收，把所有的其他税种都折算入土地。中国历史上的人头税距离退出舞台不远了。
如果完全执行一条鞭法，就没有所谓的人头税了，只是各地在执行时不能完全贯彻执行，因而还保留了一定的劳役税。到了清代“摊丁入亩”时，人头税彻底废除。
第三，从征收实物变成了征收银两，确定了以货币为税的原则。
张居正的财政措施让政府收入大幅度增加。他死时，北京的粮仓装满了够吃九年的粮食，府库里也堆满了银子。
但这是明朝政府最后一次过好日子了。如果究其根本，他的税制整理是通过将明代社会的税基完全榨干，来获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他没有做过任何发展经济的尝试，也没有为民间经济松绑的意图。他只是一个理财专家，对于此外的领域则无能为力。
长长的万历朝将张居正积累的这些财富花光之后，迎接明朝的就只剩下衰落了。
加税直到灭亡
一件最终决定明朝命运的事情正在发生：在辽东地区，满洲的崛起给中原皇朝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满洲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称汗。满洲的崛起让东北的局势瞬间恶化，在加派军队的同时，仅仅辽东边境的军饷就增加了三百万两。此时，帝国的国库已经没有这么多积蓄了。
户部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利用张居正的税务系统进行加税。户部尚书李汝华根据“三大征”时期的经验，请求除了贵州和北京周边的八个府之外，对其他地区的土地每亩增加三厘五毫银子，可以获得二百多万的收入。
第二年，户部再次加税，每亩增加三厘五毫。
第三年，兵部以招兵买马的名义，工部以制造军械的名义，联合请求加税，每亩增加二厘。
三年之中三次增税，终于打破了民间经济的临界点。每一次出现饥荒，人们都认为是天灾的结果。但天灾年年有，只要民间经济完好无损，人们就可以通过存粮或者市场行为来对冲灾荒的风险。只有政府从民间吸取了过多的资源，导致民间修复能力下降之后，才会出现真正的大饥荒。
最终影响明朝兴亡的不是后金王朝的连绵进攻，也不是萨尔浒战役的惨败，而是军事行动带来的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导致民间经济崩溃，终于带来了造反潮。
公元1627年，崇祯皇帝继位。这位有理想的皇帝上台后，迅速铲除了阉党魏忠贤，令人耳目一新。但就在他上台的第二年，随着又一次旱灾的来临，陕西人民终于无法渡过危机，起而造反。
这时明政府已经处于造反者和满洲人两方的压迫之下。为了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反叛，政府必须动用更多的军队，而动用军队需要更多的财政。随着造反者对地方经济的破坏，中央政府的税基也逐渐收窄，形成了恶性循环。
就在两方军队肆虐时，兵部尚书梁廷栋仍然在请求加税，再次给每亩增加了三厘的额外税收。五年后，总督卢象升又请求向官宦人家征收十分之一的田赋，普通民众的粮食产量如果在十两银子以上，也一并征收。最后确定，所有收入都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号称助饷。
之后，随着军事的失利，加税的声音更加频繁，明政府在越来越小的区域内腾挪着，直到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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