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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的过人之处
2019-02-13 10:00

大清朝的过人之处

文章所属专栏 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

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第29篇内容。本期内容讲述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财政、经济状况。


如果仅仅在所有集权社会中作比较,清代已经达到了中央集权模式的最高峰,它兼具了稳定和繁荣两个特点,只可惜,此时的西方已经发展出代议制宪政模式,将这个稳定的集权帝国抛在了身后。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后,清代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终于进入了帝国的尾声。本篇先来看这个朝代积极和进步的一面。


探花不值一文钱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翰林院编修叶方霭尝到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两年前,叶方霭在科举中刚刚高中探花,处于人生的高峰期。那时他才年过三十,已经凭借文章和才气名满天下,在中科举之前,皇帝就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然而,叶方霭随后却经历了啼笑皆非的一幕。中探花两年后,叶方霭的伯乐顺治帝死去,年幼的康熙皇帝在索尼、鳌拜等四大臣的辅弼下登基。


在顺治帝驾崩之前,江宁巡抚朱国治上了一本。他的奏章附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上面列着他的辖区内(苏松常镇四府)所有积欠政府税款的乡绅士人的名字,共一万多人。叶方霭虽然已经中探花离开了家乡,但名单上却显示之前他曾经欠下了价值一厘银子的税粮。所谓一厘,就是一两银子的千分之一,按照一两银子一贯钱(一千文)的比例,一厘银子价值一个铜板。


顺治帝死后,辅政四大臣处理各地官员的上报,看到了奏章,他们下令江宁巡抚朱国治按照规矩办事,积欠税款的革除功名,甚至还要有更严厉的惩罚。


朝廷的旨意也吓了朱国治一大跳。他的本意是表现自己的尽职尽责,却没有想到朝廷竟然要求他对所有的人治罪。他建议,所有补上税粮缴了罚款的人就下不为例,不再追究,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于是,这次事件变成一场运动,一万多人受到牵连,获得功名的被剥夺,已经当官的降级任用,参与的衙役追究刑责。


叶方霭已经在京城当官,却突然收到了降职命令。他大呼意外,连忙上奏申辩。如果欠税很多,那么说明欠税人是故意对抗朝廷,但如果只欠一文钱,当事人又没有做行为艺术的必要,必定是疏忽或者误会。


但朝廷的意见很坚决,叶方霭被贬官,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千古奇景。


叶方霭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碰上了政府的严打;而政府之所以严打,与开国初期的财政状况有关。


属于游牧文明的满洲人进入中原后,要想控制如此广大的疆域,必须建立一套持久性的制度。顺治帝经历了入关、平定中原等一系列的战争,需要迅速地建立起可靠的财政系统。他任用汉官,继承明代的体系,并鼓励人民开荒种粮,减免开荒土地的税赋。民间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但是,在江淮等富庶地区,士绅阶层还并不情愿接受这个外来的政权。江淮地区的富人本来就有避税的传统,通过与衙门勾结,减轻赋税额度。这时,他们还是用老一套的办法对付新政权,甚至把这看成是一种汉人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决定树立榜样,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叶方霭和苏、松、常、镇地方的士绅,就不幸成了榜样。


叶方霭的经历只反映了清代重建财政的一个小侧面。但人们不得不承认,清代的财政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里做得最平衡、最简洁,也是最高效的。它抛弃了一切华而不实的形式,只认准了土地,建立最方便的制度对土地征税,其余的税种都是辅助性的。


它也遵循适度原则,辅助性的税种(包括工商业税)由于没有得到重视,收得很轻。作为主要税的农业税,税率也不高,民间的负担并不重,农业得到了保护。加上美洲新作物的引种、传播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粮食增产,中国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人口就已经达到五千万人,而明代最高可能已经超过一亿人,有的人认为甚至达到一亿五千万人。清代的人口最高峰却达到四亿以上。这个成就连皇帝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产生了恐慌。


由于乾隆时期的人口比康熙时期增长了十倍,因此,乾隆皇帝曾经忧郁地对他的内阁大臣说,天下太平时间太久,人口繁衍太多,而田地无法增加,会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他的口吻带上了很重的马尔萨斯味道。幸亏当时没有有效的人口控制技术,否则皇帝一定会加以利用。如果走上了那一条轨道,中国的人口资源不用等到现代摧残就会大打折扣,进入衰落期。


为了应付人口的激增,皇帝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鼓励各地开荒。清代对于垦荒的重视超过了历代。特别在清前期,官方记载里到处都是鼓励垦荒和屯田的命令。在明代,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山林地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那儿丛林密布,人迹罕至,虽然名义上已经归属于中央政府,但社会经济结构却还保留着蛮荒化外的特征。到了清代,这些地方纷纷被开垦出来,人口也逐渐稠密了起来。


甚至在遥远的蒙古国,清兵驻扎的科布多地区(属于高纬度寒冷地区)也有着屯田的记载,至今仍然能够在当年的军队驻扎地遗址看到屯田的痕迹。


除了屯田之外,皇帝鼓励各地官员,劝谕百姓务必节俭,珍惜物产,试图通过节约的方式来维持人口的生存。


清朝政府始终没有意识到,当人口过剩时,就是发展工商业的最佳时机,人口过剩虽然会产生粮食不足的隐患,却又是巨大的财富。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工商业可以提供比农业更丰厚的财政收入。它依然把财政建立在农业之上。


清前期的土地税之所以比明代更健康,一方面是因为继承了明代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得益于皇帝进行的三大改革。


首先,清代完全继承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制度。其次,清代在财政上还做了几项重大的改变,使税收更加合理。


第一项改变是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皇帝对剩余的人头税进行了改革,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这里的“赋”不是指土地税,而是指丁银(人头税)。一条鞭法的实施已经弱化了人头税,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把丁银摊入了土地。但是,从理论上讲,丁银还是要根据人口的多少来计算的,一个家庭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丁银。皇帝为了知道有多少人,必须不断地进行统计,这也造成了许多人逃避户籍制度。


康熙帝根据前一年的人口数(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口),宣布以后不管人口怎么增加,政府只征收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份丁银,未来多生的人口不再缴纳丁银。如果老的丁银户死了,他的税额传递给他的儿子,或者在他的亲戚里平摊,但最终的额度始终保持只有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份。


到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发现也没有必要讲究什么丁税的继承,丁税还可以继续简化。当丁银的数量已经固定之后,可以方便地摊入全国的土地之中,与地税合并起来征收。


于是就有了第二项重大改变:摊丁入亩。


雍正初年前后,皇帝根据各地的先期实验,宣布全国将丁赋摊入田亩之中进行征收。


这项改革是在康熙末年由广东和四川等省份摸索出来的,到了雍正时期在全国推广。由于每个省的丁银人口不同,土地也不相同,每个省摊丁入亩之后,增加的税额也是不同的。比如,直隶省在每亩土地原来税额的基础上,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山东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五,其余各省也都有摊派。


从此以后,除了边境地区之外,全国的土地税都只有一种,征收起来大大简化。更重要的是,摊丁入亩之后,户籍对于政府财政已经不再重要。政府只要摸清了土地就可以征税,而对人口的限制大大放松,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大的繁荣。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皇帝趁热打铁,推出了清代财政上第三个重大改变:火耗归公。


火耗归公与另一个问题——官僚薪资——捆绑在了一起。明代以来,养官问题就一直让皇帝头疼。由于官僚系统庞大,中央政府发的工资往往不够官员体面地生活,官员只能通过各种方式从民间寻求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皇帝虽然有心整顿吏治,却又明白官员们的确收入太低,必须保留一定的灰色地带。而火耗就是灰色地带之一。

所谓火耗,是由于政府征税主要用银,而人民缴上来的大都是碎银子,征收后要统一铸成五十两的银块,再上缴中央。在铸银时会发生一定的损耗。地方官员在征税时,会要求人们多缴一点来填补损耗,称为火耗。


由于官员俸禄不足,火耗问题就更加严重,各地纷纷以征收火耗的名义敛财,供养官员的日常消费。

雍正帝认为这个灰色地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不如将它公开化,由政府统一征收火耗银,再统一以养廉银的形式发给官员,同时禁止他们的灰色收入。


由火耗银充养廉银,也带上了财政专款专用的色彩,是财政制度方面的一大进步。此后,官员的养廉银超过了俸禄,成为百官的主要收入之一。


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为例,这一年征收的耗羡有三百多万两,而文职养廉银有三百四十七余万两,武职养廉银八十余万两。虽然火耗无法完全覆盖养廉银,却占了养廉银的大部分。


这一年,王公百官的俸禄只有九十多万两,加上十二万的外藩王公俸,也只有一百零二万两,与四百二十七万两的养廉银相比,已经只有四分之一了。


这次改革之所以成功,还在于清代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明代初期采用纸币作为货币,官员发薪也部分使用纸币,随着纸币的贬值,官僚的俸禄也出现了大幅度的缩水。清代的银本位却非常稳定,不会出现过大的通胀,官员的俸禄一旦确定,在一两百年之内,都不用做大的变动,这种金融稳定性也让财政制度变得更加可靠。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


清初财政的三大改革让清代的财政制度保持了一贯的高效和节制,并保证了政府的财政充裕,导致清代前期的府库盈余已经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常态。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国库存银五千万两,大约相当于当时两年的财政支出。雍正即位之初,随着摊丁入亩改革的进行,国库再次丰盈,存银六千万两。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国库存银更是达到七千八百万两。


由于财政丰盈,政府还推行了几次全国性的免税措施。康熙五十年,由于国库丰盈,皇帝宣布免天下钱粮,在未来的三年里,分地区轮替着将农业税完全免除。第二年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也是一种减税措施。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五次采取康熙五十年的政策,免天下钱粮。


除了西汉文帝时代,能够多次减免天下钱粮的只有清代做到了。而其余大大小小的免税措施,更是不胜枚举,反映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农民的优待。


更难得的是,清代前期需要面对的战事并不算少,大量的军费用于战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的财政盈余。


从纵向看,清代已经是集权制的高峰,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超过汉唐,社会也拥有着更加良好的稳定性。

 

但历史仿佛和中国人开了个玩笑。就在伟大的康乾盛世时期,另一项更伟大的运动正在欧洲发生,将康乾盛世从人们顶礼膜拜的纪念碑变成了笑柄。


公元17世纪前期,欧洲虽然进入了乱世,但制度、商业因素已经具备,而清朝却仍然沿着老路前进。


清朝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欧洲人面前也不值一提。清政府的财政仍然围绕着农业来安排,但欧洲的工业、金融、商业带来的综合实力,却已经逐渐过渡到了强调资本、强调工业的轨道中,工业比重加大,全球性的开发也让欧洲人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威胁。政府依靠工业、金融杠杆获得更多的税收。

 

清政府的第一次财政危机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出现的。


乾隆死后,嘉庆帝继任伊始,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白莲教。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四川、湖北、陕西一带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白莲教叛乱。


在中国历史上,会道门往往是一个不能仅仅用经济学来解释的现象。东汉的黄巾军、元代的红巾军时期,恰好处于政府财政崩溃、大肆搜刮的时刻,但清代的两次叛乱——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却并非因为经济原因,它们更多是一种地下社会的抱团行为。


在中国,所有的会道门和地下社会都有着一个清晰的“天子梦”,当信徒大增时,他们首先会组织起类似于集权政府的政治组织和法律系统,并以组织和法律的名义实施内部统治,内部统治最终又会通过家庭、亲戚关系扩散到外部,引起政府的注意。


而在中央集权模式下,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权力核心,当会道门试图建立另一套权力机构时,政府必然会对这种争权行为进行打击。双方的摩擦如果激化,就会造成一次会道门式的叛乱。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如同是太平天国的先声,拖了九年,政府耗费了两亿两白银对其进行镇压。由于政府财政出现危机,乾隆时期积累的问题也一一出现。


不过,清代的财政随后又得以恢复。随着和平的到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维持在四千万两左右,财政收入仍然大于财政开支,回到了稳定的轨道上。一次战争可以给政府造成暂时的困难,却无法永久地使其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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