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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0 09:44
三年少赚数亿?算一算中超“空场”的经济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育产业生态圈(ID:ECO-SPORTS)文:宋鑫宇,编辑:殷豪男,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新赛季中超联赛的举办信息,终于逐步浮出水面。虽然足协在过去两个赛季中一直在尝试推动联赛恢复主客场制,但受到众所周知的客观状况影响,新赛季中超大概率仍要以“赛会制”+“空场”的封闭形式进行。这也就意味着,对比东亚范围内已经允许观众入场的日本J联赛与韩国K联赛,中超联赛将连续第三个赛季失去现场球迷的支持。


当然,在官方未统计出联赛票房总数字的情况下,我们基于现有数据推算的比赛日收入,难免有着诸多不合理处与漏洞,是一个颇为粗略的参考数字。且结合实际情况,纵然是主客场正常之时,很多国内球队实际到手的比赛日收入也少得可怜,远没有我们计算的理论数字这么可观——但恢复入场,对于当下中国足球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球迷们的观赛热情,都是毋庸置疑的。


而主客场收入不论多少,都是职业联赛存在的重要根基。


一、中超“空场”,到底少赚了多少钱?


近日,重庆两江竞技俱乐部等国内足球俱乐部的“讨薪潮”,再次引发了大众的关注。根据《足球报》等媒体的消息,作为中超俱乐部的重庆两江竞技,目前连进赛区的钱都还没有解决——那么,想要解决球员们苦苦追诉的“欠薪”问题,对于俱乐部而言更是难上加难。


球员冯劲在微博上致俱乐部的公开信


众所周知,如今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营收,主要由门票及比赛日营收、版权转播分红、商业赞助这三部分组成。其中,虽然比赛日营收所占份额不会太多,但是在保证入场的前提下,不会产生较大浮动。


特别是在近年来的特殊状况下,赞助费用和版权收入正不可避免地减少,对于俱乐部而言,相对较稳定的球票收入,仍可以给球队提供持续的现金流,担当了球队日常经营中重要的收入来源。


换句话,如果能够恢复门票营收,这笔收入,是否能帮助中超球队们缓解“欠薪潮”的燃眉之急呢?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过往中超上座人数的统计与票价标准,进行一下粗略推算。


以中超联赛上一次有完整门票收入的2019赛季为例,数据显示,2019赛季中超联赛共进行了240场比赛,平均上座人数为23336人。


其中,该赛季冠军球队广州恒大淘宝的场均上座人数达到了45795人,为中超最多;亚军北京中赫国安的场均上座人数为41800人,而8月11日在工体对阵广州恒大的焦点战,有多达57056名球迷入场,成为了当赛季中超的单场最高上座人数。


而在场均上座率方面,广州恒大淘宝以83.3%力压群雄,河南建业则以72.7%位居第二名。横向对比相关数据,中超球迷入场观赛的热情,与英超、西甲、德甲、意甲等欧洲顶级联赛绝对有得一拼。



2019赛季中超联赛观众人数统计,数据依据中超官方统计数字计算得出,排名按照当年中超积分榜排序。其中北京人和两场补赛到场观众人数未公布,故没有计入统计。制图:ECO氪体


看完上座人数,我们就可以来粗略计算一下中超的门票收入了——虽然比赛票价根据场次不同会有所浮动,但据调研显示,大部分中超球队的票价分档都在3到5档之间,最低单场票价平均在100元/张(包括)以下,最高票价则平均在200元/张到400元/张之间,该赛季中超的单场最高官方票价是广州恒大淘宝的500元/张。


2019赛季中超球队的票价统计。其中天津天海球票价格浮动较大,缺少足够信息支持,故没有统计在表格中。


根据广州恒大的年报显示,2019赛季球队门票收入总计为5726万元;国安俱乐部商务总监徐云龙,此前在接受南都采访时则表示,北京国安2019年单赛季的门票收入为4500万元。


综上所述,结合相关数据以及2019赛季各支球队的上座人数与门票价格,我们可以保守计算出,2019赛季中超门票总收入将在3亿元人民币左右(240场比赛数 x 23336人平均单场上座人数 x 50元单张票价)——以此为标准,如果中超连续第三年“空场”的话(2020、2021及2022赛季),保守估计,中超联赛总计损失了约9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


再按照足协最新颁布的本土球员顶薪为税前300万元等限薪政策,近9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可能足以承担近300名中超球员一年份的工资了。



当然,在官方未统计出联赛票房总数字的情况下,我们基于现有数据推算的比赛日收入,难免有着诸多不合理处与漏洞,是一个颇为粗略的参考数字。且结合实际情况,纵然是主客场正常之时,很多国内球队实际到手的比赛日收入也少得可怜,远没有我们计算的理论数字这么可观——但恢复入场,对于当下中国足球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球迷们的观赛热情,都是毋庸置疑的。


主客场收入不论多少,都是职业联赛存在的重要根基。


二、球迷入场,俱乐部营收的基本盘


根据《2020德勤足球财富榜》披露,榜单排名前20的足球俱乐部,其营收增长主要是由转播收入和商业收入驱动,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1%和8%,而比赛日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仅为4%,变动不大,且收入占比最小。


因此,虽然比赛日收入占比最小,但却是保住顶级联赛俱乐部收入下限、维持俱乐部收入平稳的法宝。在许多赛事的天价转播版权费波动及赞助商更迭频繁的今天,比赛日收入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除了比赛日门票收入,诸多欧洲顶级豪门俱乐部的非比赛日门票收入也很可观。像西甲的诺坎普、伯纳乌;英超的老特拉福德、安菲尔德等享誉世界的球场,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和球迷慕名而来,在非比赛日付费入场“朝圣”,只为一睹球场芳容。


老特拉福德、安菲尔德等著名球场,已经成为了球队的重要收入来源。数据来源:英国国家旅游局“英国足球旅游”报告


此外,还有不少球队通过提供“入股”球场的形式,让球迷真正成为了球队的“拥有者”,使得俱乐部的荣誉、文化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得以被本土球迷一代代传承下去,也给俱乐部带来了一笔不小的非比赛日门票收入。


例如英超切尔西俱乐部的CPO(CHELSEA PITCH OWNERS切尔西球场拥有),一股价格约为165英镑,每人最多可购买100股。购买者可获得一次参观球场并指定任意球员在球场内合影的机会。


这些每赛季上千万甚至过亿欧元的收入,对顶级联赛俱乐部来说占比虽小,但却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过往两赛季的“空场”比赛腰斩了俱乐部的门票收入,这笔难以弥补的损失,也直接影响了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的诸多运作。


举例来说,在英超联赛宣布制裁阿布和切尔西俱乐部之后,实际上对于球队最大的影响就是被禁止售卖比赛门票后失去的门票收入。这一度让切尔西球队的账面资金难以维持球队日常的工资和旅行支出。


同样,诸多中国足球俱乐部的长时间欠薪丑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失去门票收入,导致各队本就不健康的现金流雪上加霜。特别是以中超俱乐部过往的投资模式来看,随着俱乐部母公司经济收紧,主场票房收入对于球队日常运营也就愈发显得重要。


因此,当此前中国足协发文给各职业足球俱乐部,征询新赛季三级联赛恢复主客场建议时,18支中超球队全部投了赞成票——因为只有恢复了主客场赛制,俱乐部才可能有门票收入,在此基础上,很多工作才能慢慢重回正轨。


三、后金元时代,比赛日收入会是中超的新“东风”


事实上,在疫情之前,国内球迷对于现场观赛的消费热情正在不断提升。根据德勤发布的《中超联赛2019商业价值评估白皮书》数据显示,从2016年开始,中超现场球迷的数量和消费意愿正处在一个螺旋上升期。


其中,忠实球迷数量的大幅提升,给中超球队的比赛日收入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潜力,有49%的受调查用户表示,他们一年在足球上的消费投入为1000到5000元,16%的球迷每年人均开销甚至超过5000元。




因此,很多中超球队也开始在球场以及球迷服务上发力建设。


比如过去在中国足坛,很少有球队拥有自己的球场。即使是承载了北京球迷无数荣耀与回忆,跟国安这家俱乐部早已牢牢绑定的工人体育场,其所有权和土地产权此前仍隶属于北京市总工会。每打一场主场比赛,国安都必须缴纳租赁费用和安保费用,两者相加大概在100万左右——也就是说,每年国安都要上交接近2000万的“租子”,才能在“自己的主场”踢球。


那么,对于中超球队而言,除了每年都要从原本就不算很多的门票收入里,拿出很大的一部分来交租之外,时不时还要为演唱会或是大型活动让路。2018年北京国安就曾因为TFBOYS的演唱会场地需要,而不得不在主场比赛时关闭了部分看台。


对于俱乐部来说,一旦“完全拥有”了自己的足球场,无疑也会有更大的收入空间。据报道,随着北京国安的母公司中赫集团,牵头联合体中标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并将在工体改造完成后拿到球场的运营权。


这意味着,北京国安不再像之前那样只是一个单纯的“租客”。对于国安俱乐部而言不需要再按场次交租,也就意味着门票收入里会有更大的比例,投入到俱乐部的运营里。


而广州两支中超球队,则是都与所在球场签下了长期的租约,开启了民营企业承租国有体育场地的新模式,尝试利用投资球场建设来获取更多的使用消费场景;上港集团也与久事集团、上汽集团强强联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依托上汽浦东足球场为引擎,推进体育文化建设及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对于中超俱乐部来说,这样的尝试与改变无疑是令人憧憬的。而事实上,这样的案例在国际足坛中已经颇为常见。


意甲豪门尤文图斯,2011年换到拥有自主经营权的新尤文竞技场(现在的安联)之后,伴随着包厢、餐饮、停车位、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升级所带来的观赛体验提升,在给尤文直接带来4000多万欧元比赛日商业收益的同时,也在都灵这座城市留下了强有力的、隶属于俱乐部品牌的新地标。



这套名为“J village”的计划,让很多只能从政府手里租用综合性体育场的意大利球队羡慕不已。前AC米兰CEO加利亚尼就曾经说过:“我想在圣西罗开个米兰主题的咖啡厅,报了三个部门开了五次会,两年都没得到批准。这让我们拿什么和尤文图斯比?”


再把视角拉回国内,如今连续的“空场”赛季,让所有中国足球俱乐部面临着不小的困境,毕竟俱乐部都在先期的球场运营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比如,广州城在两个赛季中投入超过6000万元以完成对越秀山体育场的改造,目的就是希望能通过服务质量的提升,比如比赛日餐饮服务、贵宾观赛包厢、球迷商店周边销售、球迷入场游览等等,来扩大收入的渠道。


而由于球迷无法到场观赛,让这些投资在短时间内都很难收到回报。但俱乐部在损失了比赛日收入之余,还要继续为球场建设和运营增加支出,这也让很多俱乐部不得不“断臂求生”。例如恒大就放弃了自己新建的莲花球场项目,并将自己耗资上亿元建设的番禺训练基地全部明码标价对外出租,甚至还在近日通过提供学生托管服务,来补贴基地的日常运营。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门票以及比赛日收入并没有成为中超俱乐部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球队日常运营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却让球迷和门票收入越发重要起来。


我们盼望着,在不远的将来,球迷们又能像往常一样,与亲友们相聚球场,谈天论地,纵情狂欢。而告别金元时代的中国足球,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需要球迷们的“归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育产业生态圈(ID:ECO-SPORTS),文:宋鑫宇,编辑:殷豪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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