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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二维酱,图片拍摄:二维酱、若冰,头图由作者提供。
“朋友说我做的事是废柴,管我叫废柴青年,我一点不生气,反而觉得这是对我的肯定。”老贾坐在塑料大棚前一条用树根做的长凳上说。旁边是他亲手搭的土窑,可以烤饼,背后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农作物与杂草一同自由生长,蝉鸣与蛙鸣交错起伏。
这里是老贾的农场,面积20亩,位于崇明岛,上海最偏远的区域之一。五年前,老贾来到崇明租下这片地,开始实验自然农法的生产方式,不施肥,不打药,不耕地,保留杂草。曾是国企员工的老贾,与城市生活隔绝已超过十年,选择当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
农场中有块标牌,用废弃篮球木架改造的,上面用彩色颜料写着“Free Try”,这是农场的英文名,中文名“废柴”的谐音,也意味着无拘无束,自由探索。
起英文名、画涂鸦的人是古月,她辞掉工作从城里搬来崇明岛六个月,和朋友租了一座月租500元的小房子。古月从老贾手上承包了“废柴农场”的一亩地,跟着他们从零开始学种田,为一棵幼苗的破土而欢欣鼓舞。
老贾的妻子棠棠来这里之前在NGO工作,学徒小军原本在医馆做针灸推拿,还有前广告从业者大福、一对反感学校教育模式的母女……这群不同背景的人逃离城市的喧嚣,聚集在岛屿上的“废柴农场”,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答案几乎是统一的:再也无法忍受城市的生活。
“看着地里长出来的蔬菜,都会流口水”
崇明岛是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岛屿,中国第三大岛,排在台湾、海南之后。虽然岛上大部分属于上海市崇明区,可一提起崇明岛,我联想到的关键词是偏僻、荒凉,与繁华的上海滩全然是两个世界。
我们5月9日傍晚出发,驶过看不到头的江底隧道和过江大桥,听说五一假期这里非常拥堵。到达崇明岛时天色已暗,过了收费站后,路灯肉眼可见地减少,车窗外一片漆黑,只有几块农家乐的霓虹招牌在暗夜里闪烁。
棠棠在路边接到我们,手上提的户外灯映照出她干练的短发和灰色围裙,但鼻梁上架着的眼镜,透露出她并非普通的乡野村妇。后来我们得知,她曾是某个生态相关NGO的员工,因为来崇明岛考察用地与老贾相识,也一头扎进田地里,两人在疫情期间领了证。
农场入口在路边不及人高的篱笆中间,一扇轻易就能推开的柴门。路上太黑,我们打开了手机电筒,白光照亮脚下凹凸不平的田埂和旁边的草丛树影。跟随棠棠穿过曲折的小径,来到一座亮着灯的塑料大棚前。这个大棚不是用来种菜的,而是承担了餐厅、储藏室,还有临时休息处的功能。门帘外一侧有一口井,提供用水来源,另一侧拴着一只小田园犬,正趴着睡觉。
进入大棚,地上放了一大盆新鲜的蚕豆,不锈钢操作台上有一些厨具。大棚顶覆盖着葡萄藤,绿叶和枯枝缠绕在一起。中间的木架和桌子上,杂物堆得满满当当,跟外面的杂草丛生的田地一样,看上去有种漫不经心、疏于打理的无序感,却也显得生机勃勃。
大棚里的储物架
饭桌上,四个人正有说有笑地围坐着吃饭,他们是农场主老贾,学徒小军,还有一对从市区过来的夫妻。这对夫妻跟我们一样是到访者,他们在“废柴农场”订购蔬菜,时不时会来看看田里的情况。丈夫是搞艺术的,妻子挺着大肚子,笑着说“下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生了”。
我们被邀请入座,棠棠翻出几双长短不一的筷子,让我们凑合着用。我拿过一个瓷碗,发现碗底沾了粒小石子,将它擦去。桌上的菜摆了满满一桌,其中有一口很深的铁锅,盛着粗细不均的手工面条,某种认不出的菜叶子混在里面。我问了一句,老贾回答说,“最近青黄不接,没什么蔬菜,所以只能把花菜叶子也拿来吃了。”
当晚的食物还有从田里采摘的应季蚕豆和黄豆,碎成渣状的豆腐,一碟花生米,一盘烤饼。“废柴农场”里的人都是素食主义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一日三餐吃的就是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菜。除了因为水稻小麦产量不足,会从外面买些大米面粉。
“每天都吃这些,不会腻吗?”我盯着面前那盘绿油油的蚕豆,看不出它的特别之处,只觉得如果每天都吃差不多的食物,实在有些乏味。对于我发出的疑问,他们仿佛听见了可笑的事,纷纷笑着摇头表示不会。
我夹了颗蚕豆放进嘴里,仔细嚼了嚼,旁边的小军突然问,“你发现没,这个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看我困惑的表情,小军直接解释道,“我们的菜味道特别丰富,就算每天都吃同样的菜,同样的做法,也能吃出不同的感觉来。”他还说,来到这里才知道原来豆子是这么甜的。
按照老贾和小军的说法,使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菜,原本的味道已经被破坏了。“废柴农场”遵循的是自然农法,摒弃现代农业中农药、肥料、除草剂、机械耕作等种种便利手段,让作物按自然规律、以原本的模样生长,他们认为这样长出来的菜滋味丰厚,能提供给身体更饱满的能量。“这个比有机蔬菜更高级一些。”小军告诉我。
怀孕的妈妈一边端着碗大口吃花菜叶面条,一边跟我们说,“我已经吃素十一年了。”她说自己在穆斯林家庭长大,以前很爱吃牛羊肉,经常早上起来就吃一斤白切牛肉。后来就完全不再想吃,只对从土里自然生长的东西有食欲。
“我走在外面,看着地里长出来的蔬菜,都会流口水!”她挽着袖子,语气豪迈,接着把碗里的菜叶和面条一扫而尽。
当天的晚饭
半路出家的农场主
“废柴农场”的主人老贾是个半路出家的农民。他曾在河北的国营企业工作,后来做过自由职业、个体户。老贾人生的分水岭在2008年,那时他33岁,厌倦了城市里按部就班的生活,觉得城市里缺少能真正打动自己的东西。一次偶然的农村调研,让他接触到超出经验的陌生世界。他决定放下一切,去农村种地。
没人教他怎么种地,都是从书上,从网络上自学的。最初在上海另一个郊区南汇,主要种水稻,也种菜和树,边种边摸索。书里教的是如何使用农药化肥,老贾把农药买回来之后,却迟疑了,“这不是毒药吗?能把人毒死的那种,气味也特别刺鼻。”老贾说,他从本能上害怕这个东西。
他从网上零零星星地看到一些国外生态农业的实践经验,接触到冈田茂吉提出的自然农法,后来又读到一本对他影响很大的书《一根稻草的革命》,作者是日本的福冈正信。老贾在书里看到可以不用农药化肥的种植方式,于是有了信心,开始朝这个方向探索。
逐步回归自然的过程中,老贾意识到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是人为灌输的概念,比如种地要施肥,比如每天要用牙膏刷牙,“我已经很多年没刷牙,也很多年没吃过任何药了。”老贾说,当你吃的食物很优质,身体会维持好的状态,开始种地这十年,除了偶尔被风吹得头疼脑热,基本没生过什么病。
“废柴农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自由散漫,不修边幅,并不是我们原先想象中“田园牧歌”式的农场,第一眼看上去更像是一片野生的荒地。但老贾说,这五年来农场变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接近一个“丰富的家园”。他指着大棚前面的几棵树,“你看那是李子树,是我们种的,那边的杨树,自己长起来的。”
“废柴农场”里的秋千
至于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从事农业?老贾回想起来,发现对于试图摆脱体系束缚的他,这几乎是必然和唯一的选择。他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因为要从体制中获得资源,唯有做到自给自足才能脱离控制。“在城市里,所有的资源都是被控制的,你要花钱才能得到。但农业不是,农业靠太阳,只有阳光是不受控制的。”
说这话的时候,老贾坐在大棚前的木凳上,他皮肤黝黑粗糙,衣服和胶鞋都沾着泥土,灰蒙蒙的,看起来确实就是一个整日扑在土地里的地道农民。可他聊起这些事的时候,语气平和,思维清晰,还时不时反问我们几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要做现在的工作?”“你觉得赚钱重要吗?”试图掌握聊天的主动权。
老贾喜欢看儒释道相关的书,平常干农活时,他把手机放在地上听书。问起通常听什么内容,他说最近听了“一席”,我点点头。他又提到常听的王东岳,我并不了解,后来听同事说,此人的哲学思想在网上有些争议。
农场新人小军和古月提到老贾时,称他“涉猎广泛、融会贯通”。在刚走进大棚时,我们就注意到了正对入口的那面书架,上面的书大多是老贾的,从《稻盛和夫全集》到《木工基础》,从《古文观止》到《黄帝内经》,还有一套《三体》。但老贾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耕读隐士,“他很关心时事,不仅朋友圈转发,还经常发到我们的小群里。”
会员基本都是外国人
“废柴农场”的经营模式是会员制,产出的农作物要供应给十几个会员,每周配送一两次。会员们在微信群里下单,统一价20元一斤,比同类品种的市场价高出许多。这是农场存活下去的主要收入来源。即便食物能自给自足,一年也得付4万左右的土地租金,还要网购一些生活生产物资。
最早是老贾的朋友介绍了一个法国友人来农场当志愿者,成了他们的第一个会员。那位法国人又陆续介绍给其他朋友,所以现在会员以旅居上海的外国人为主,其中有设计师、艺术家、NGO成员、老师。为了保持客源稳定,他们答应如果离开中国,会介绍其他朋友过来。老贾说,在法国有类似“社区支持农业”的生态农业项目,他们比较熟悉这种模式。而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对夫妻,是会员里为数不多的中国人。
“我也想发展更多上海本地的客户,但很困难。”老贾说,“因为我们对会员有要求,首先要理解自然农法的理念,最好能亲自过来看看。还要接受我们产量少而且不稳定,我们吃得少的时候,给他们的也少。”
对于产量不稳定这件事,老贾刚开始花了些时间去适应。想通之后觉得,“不稳定就不稳定吧,干嘛一定要追求稳定呢,这是思维定势,只要大家能接受就行了。”
秋天是作物产量最丰富的时候,可以给会员列出农场供应种类的清单,让他们自己选择。而像四五月份,青黄不接的季节,工作量反而增大,为了维持给会员的基本供应,老贾叫上大家一起去地里“找菜”。枇杷、槐花,甚至一些野菜也摘来发货,他们对会员的饮食喜好有大致了解,有时不用告诉对方有什么东西就直接按预订的斤数寄过去。
最近地里的洋甘菊开了,他们摘下一些,搭配薄荷寄给会员,介绍说可以用来泡茶喝。有人收到以后特别喜欢,在会员群里感叹,“盒子里装满了惊喜”(The box is full of surprises)。
白板上记录着农场里种植的农作物品种
待在城市里感觉每天都在消耗
大棚里的书架上,除了老贾的书,还有一些英文原版书,是属于棠棠的。她英语好,平时与外国会员沟通也靠她。
书架后有张简易的床,学徒小军平时会在这里小憩。一个多月前他才从被疫情封锁的家来到这里,跟着老贾他们学习务农。
小军是广西人,说话时能听出些口音,他今年三十二岁,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七岁,家人都留在广西。他之前在一家医馆里做针灸推拿,医馆要复工了,问他要不要回来,他拒绝了,原因是不想待在大城市。
“实在受不了,待在城市里感觉每天都在消耗。”小军说,“城市里的人,就算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都正常,到家还不觉得晚,还要继续干别的事。身体只会越来越差。”
小军发现自己本能地抗拒这种“常态”。他在中医养生的圈子里接触到了生态农业,听说在崇明岛上有人在实践自然农法,拉着箱子就来拜师学农。他觉得干农活的人脉象都比较有力,“正气足”,也没有那么多心理上的病。
每天清晨,日光透过塑料薄膜洒进来,他带上工具钻进田野里,天色暗下来就回到棚里吃晚饭。透明大棚仿佛一个巨大的肥皂泡泡,将他与过去厌倦的生活暂时隔绝。
在田里劳作时,小军也习惯把手机放在旁边听书,学中医知识。在他离开医馆时,同伴以为他放弃了,“你去干农活了还怎么学中医?”
“就因为我干农活,才能更好学习。“小军反驳说,“真的静下心来了。”他发现自己的专注力和学习效率都有很大提升,这似乎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可你现在没有收入,家里人不会给你压力吗?”我问小军。
“肯定会啊,有人说你不赚钱,以后小孩上学怎么办?”小军说,“我觉得,以后如果他们不想读书就不读了。”
大棚里的一个角落
用劳动填补教育缺失的母女
有这样想法的不止小军一个人,在我们吃饭时,旁边有个小女孩一直在跟老贾聊着种蘑菇的事。女孩叫小文,今年十一岁,齐耳短发,瘦高个子,皮肤已经晒得有些黝黑。她读到小学四年级,据说有些厌学情绪,她妈妈带着她来到“废柴农场”,跟外界切断了联系。
小文的妈妈看起来端庄得体,我们问起母女俩为何“出走”,她表达出对当下学校教育深深的失望和厌恶。“学校只看重知识,不教怎么做人。”她愤愤地说,“知识在哪儿都能学,但更重要的东西学校不行的,那还不如带她出来。通过劳动,跟着老贾棠棠他们做事,也是一种学习,至少待人处世不会差的。”
小文刚来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慢慢开始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最近一直挂在嘴边的蘑菇。天气好的时候,母女俩还会在农场的田野里搭帐篷露营。小文妈妈说,她们计划要在岛上住三年。
老贾和小文共同完成的蘑菇培养盒
当天晚上,我和若冰在农场里体验了一次“大棚露营”。住的大棚里两边种了菜,中间垫层木板,放上帐篷就能睡觉。小文不断提醒我们,“不要踩到蘑菇了。”原来旁边的土里有蘑菇,要非常仔细才能从一片青绿植物中,辨认出零散分布的一朵朵白色小伞。这座大棚里没通电,只能打着手机电筒进出。
农场在黑暗中陷入沉寂,外面天空一侧泛着隐约的诡异红光,大概是城市的光污染。躺在距离土地很近的地方,耳边伴随着蚊虫、蝉鸣和风声组成的低吟浅唱,进入睡眠。凌晨时下了场雨,砸在大棚的塑料膜上,噼里啪啦,像是豆子撒在地上。
第二天小文一脸悲伤地宣布,有蘑菇被踩到了。
“美丽乡村”里的半农半X
吃早饭时,我们见到了古月,她租的房子离农场有七公里,前一晚我们到农场时她已经回家去睡了。古月是个爽朗活泼的姑娘,留着利落的齐耳短发,披了一件自己改造的民族风拼布披肩,她会跳即兴舞,用毛笔画符。
去年十月,古月从上海城区搬家到崇明岛,开启远离城市的岛屿生活。在那之前她全职工作过五六年,主要是市场营销策划类的工作。那时候她就不喜欢坐班,如果公司要求坐班,她会去跟老板争取,能不能更灵活自由地安排时间,哪怕降薪都可以。
可城市生活还是一点点把她逼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古月总觉得吃不好,睡不好,也不开心,大部分时候都处在忙碌和麻木的状态里,滋生出一种虚无感。于是,她下定决心逃离浮华的城市,希望能从大自然里获得内心的宁静。
“为什么想到来崇明岛?”我问古月。
她提到自己曾在荷兰的一座叫格罗宁根的小镇留学,第一次发现“原来人的生活可以跟自然如此融合在一起。”她对荷兰的乡村田园念念不忘,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
回上海工作时,古月周末会跑到青浦之类的郊区,去有机农场里帮忙除草,从中获得短暂的治愈。来到崇明岛,她觉得这里像是另一个格罗宁根,有小小的房子,潺潺的小河,到处都种着蔬菜果树,是自己怀念的田园风光。
最初她还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农民,直到发现“废柴农场”,从老贾手里租下了一亩地,一年租金不到两千,开始跟着他们一起种植。看着亲手播下的种子在一场雨水后探出嫩芽,她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真真切切的存在。那时候她开始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待下去,内心困顿的哲学问题将会得到解答。
古月带着我们去看了她种的那块地,指着每一小片区域解说,“这个开着白色花的是胡萝卜。”“这个是豌豆,叶子太老已经不能吃了。”“这里是秋葵,还有丝瓜在地底下没长出来。”古月说她刚开始种地时,完全分不清这些作物,每次拨开杂草查看时都忐忑不安,担心把好不容易发出来的芽碰坏了。现在每小块地上还插着写有蔬菜名字的小木牌。虽然只有一亩地,但古月希望将它打造成一片迷你的“食材森林”。
属于自己这一方小天地里每天的变化都让古月感到兴奋。一场雨过后,土里一下子窜出嫩绿的芽,“你看这多可爱啊!”古月指着幼嫩小巧的新芽说,“想要抱抱它。”
她还种了两株洋蓟,长得个头高大,叶片粗壮,顶上结着像莲花一样的果实。“本来只有中间这个最大的‘妈妈’,结果下了场雨一下子生了四个‘娃’,太厉害啦!”
茁壮生长的洋蓟,后面是在地里干活的小军
种地之余,古月跟爱好烹饪的伙伴大福一起研究各种食物的做法,他们做面包,做泡菜,把每种当季的蔬菜捣鼓出不同的花样。古月看着一排玻璃罐里泡着的各色蔬菜,里面浮游的微生物,说它们仿佛是自己养的宠物。
古月看过一本书《半农半X的生活》,所谓“半农半X”指的是一边亲手栽种农作物,获得安心的食物,一边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换取收入。合上书她感叹,“这就是我理想的生活!”
曾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大福,搬来崇明岛生活已经两年了,同样实践着“半农半X”式的农耕生活。促使他改变生活方式的动力,是去新西兰澳洲的打工换宿经历。他与“废柴农场”里的伙伴交情甚笃,时常过来一起吃饭聊天,也会帮忙收割找菜。
他在租的房子附近找了一块田,就在村委会的斜对面。别人家的地都是整齐划一的,杂草拔得干干净净,耕得笔直,种得规整,而大福的那片则是杂草飞长,几乎看不到菜在哪里。他说村里的人一直对他颇有微词,“毕竟他们要建设美丽乡村。”
大福在田地边上种了花,让它看起来美观一些,还弄来一个废弃的卡通摇摇车,想作为吉祥物,可是并没有得到认可,只好遮挡起来。这几年各处都在推进“美丽乡村”,房子要新,农田要齐,看起来整洁有序。即便在崇明岛这样的郊区,“废柴农场”放任自如的种植和生活方式也算是异类。
因为不用农药不驱虫,大福种的几棵卷心菜被虫子啃得面目全非,他看得心疼,但还是说,“虫子吃完我们再吃,放心”。
大福的地里被虫蛀的菜
古月租的房子距离稍远,她是跟一个设计师朋友合租的,一栋小小的平房,两个人月租500块,房东阿姨经常送她们蔬菜,再加上田里自产的,足够日常所需。房间墙上贴着她们自己的画,衣架是用屋后捡的树枝做的,又去废品站捡了几口水缸放在门前。
客厅的窗外有一小片金黄的稻田,电线上停着几只麻雀,另一侧卧室的窗外是翠绿的树林,时不时传来婉转的鸟鸣,除此之外,安静得听不见其他声音。这是古月渴望从大自然中获得的安宁,也是逃离城市的人视若珍宝的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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