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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原文标题:《一生爱自由的倪匡,人生每次抉择都避开了灾祸》,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7月3日,香港作家倪匡离世。
倪匡原名倪聪,字亦明,1935年5月30日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宁波,与金庸、黄霑和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此前,黄霑与金庸已相继离世,倪匡离开后,昔日“四大才子”只余蔡澜一人。
四大才子中,黄霑毕业于香港大学,蔡澜在日本留学,金庸毕业于东吴大学,个个都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文凭,唯有倪匡,初中毕业后就再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全靠天分吃饭。
倪匡的写作涉猎极广,又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着称,且出手极快,号称“人形打字机”。写武侠小说,他有《六指琴魔》闻名;写科幻与侦探小说,他有已成现象级符号的《卫斯理》和《原振侠》,又有《女黑侠木兰花》不让须眉;做编剧,他搭档张彻,拍出了华语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独臂刀》,是香港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过百万的电影,也开创了暴力美学的路子,甚至影响了世界影坛。
他还为李小龙度身定做了《精武门》的剧本,使陈真这一经典形象深入人心。他还有一张语速极快的铁嘴,与蔡澜、黄霑主持的《今夜不设防》,言论开放不设限,无论时政、娱乐圈乃至情色话题,都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尽显风流本色。
相比这些辉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传奇人生。
1935年出生的倪匡,可谓生逢乱世。童年时目睹抗战,少年时经历内战。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家境尚算优渥,孩子有七个,倪匡排行第四。
1950年,倪匡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抉择。当时,父母准备前往香港,倪匡的大哥倪亦方是一名工程师,希望留在内地建设新中国,倪匡也决心留下。而随着父母前往香港的倪匡六妹,便是香港女作家里的招牌人物——亦舒。
1951年,初中毕业的倪匡在受训后成为一名公安干警,并参与土改和治淮工程,继而前往苏北和内蒙古等地垦荒。若是他“安守本分”,想必会这样一直干下去。若是运气好,自家的“海外关系”不惹火上身,能熬过一次次运动,改革开放时正是40多岁的壮年,无论走仕途还是“下海”,或许都有另一种人生。
但年少的倪匡却惹了事,那年内蒙古风雪酷寒,气温低达零下三十度,但运送燃煤的车子并未及时运到农场。为了保命,倪匡决定将一座小木桥拆掉用于烧柴御寒,毕竟天气酷寒,河水已经结冰,没有小木桥也暂时不影响通行。但在当时,倪匡因此接受隔离审查。
倪匡是个不甘于接受命运的人,决定逃走。1957年,他随身带上一块大肥皂,一路用来伪造公章,还伪造了证件和介绍信,神奇般地从内蒙古逃到鞍山找大哥,见大哥不敢收留,他又逃到上海,亲戚也不敢收留,他便设法偷渡至香港。
倪匡曾在访谈中提到这段经历:
“到了九龙哪一个码头上岸我都不记得,一上岸,当时香港的政策是来了香港就可以拿身份证。我在香港又没有学历,又不会讲广东话,只能去做体力活。有很多年轻人集中在荃湾,那时候荃湾很荒凉,很简陋的工作环境,但是已经很开心了,因为自由了。我是什么杂工都做,一天有三块半工钱,由工头抽去六毫子(即六毛钱),那时候一碗叉烧饭七毫子,这么大碗叉烧饭!我第一次吃,天下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在内地经历过大饥荒嘛。我一天拿两块九,可以吃四碗。有饭吃,自由自在,非常开心!”
以当时的条件,这段传奇经历的完成,可以想象何等艰难。
初至香港时,倪匡除了做杂工,也去夜校读书。工余时,他创作了一篇有关土改的小说《活埋》,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拿到了一笔比工厂月工资还高的稿费。他还写了一篇《呼伦池的微波》,讲述自己逃离内蒙古的经历:
“我不愿打马从泥泞的河滩上走过,想起过去的日子心中难过。我为了生活走遍天涯海角,一生折磨我的还是生活。”
他还投稿《真报》,很快由作者转为员工,被《真报》录用,从普通工友到校对,再到助理编辑和记者,又以“衣其”笔名写政论。
1958年,倪匡开始以“岳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次年与夜校读书时结识的李果珍女士结婚,后诞下女儿倪穗与儿子倪震。
1962年,倪匡在金庸鼓励下开始使用“卫斯理”笔名写小说,在《明报》连载“卫斯理”系列的首篇《钻石花》。至系列的第四篇、著名的《蓝血人》起,“卫斯理”系列开启科幻模式,而《蓝血人》也在2000年入选“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强”。
上世纪60年代末,武侠电影开始大行其道,倪匡转向剧本创作,以《独臂刀》享誉华人影坛。1970年,倪匡创作了《唐山大兄》的剧本,李小龙凭借此片一举成名。其后,他又在《精武门》中虚构了陈真这一经典形象,也成就了李小龙的银幕辉煌。
写作于倪匡而言,是谋生,也是兴趣,更因为他自嘲的“没有别的本事”。他写作极快,号称一小时手写八千字,曾同时为十余家杂志供稿。他稿约不断,稿费可观,从一个漂泊至港的底层小工人,迅速成为炙手可热、功成名就的大作家。
沈西城曾这样记录倪匡的稿费:
“以火箭升空的速度上跃,飕飕飕,今月千字十元,下月二十、再下月三十,直到一百、五百,最后,每字一元计,千字一千大元。八十年代后,千字高至二三千元,也曾试过以一千字五千元写短文,长稿不在其列。倪匡为《明报》写卫斯理连载,每月约是六七千;转写东方原振侠连载,马老板出手阔绰,一万一个月。倪匡每月共写十多个专栏,收人逾十万,弥足惊人。其后成了大导张彻御用编剧,一个剧本由一万起至两三万,一个月可写四个,收入也过十万。”
在那个年代,倪匡若认香港稿费第二,无人敢认第一。
但倪匡的身上见不到任何久贫乍富的作态,对酒色财气的热衷完全出于天性而非显摆,他依旧勤勉,也依旧爱笑,笑起来如一尊弥勒佛。在他看来,快乐远比名利重要,也比生死重要。
曾有人约他写自传,他却说:
“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我从1957年来香港快50年了,这50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
倪匡这一生,见证了众多好友的生死。三毛去世时,他坦言三毛相信人的生命有第二种存在方式,既然三毛选择这种方式,那么一定有她的道理,大家要尊重她的选择。挚友古龙去世后,他带上48瓶XO用于陪葬,可守夜那天,又酒瘾发作,怕古龙寂寞,于是在棺木前与大家边哭边喝,喝光了48瓶XO。金庸去世时,他说人到了年纪,都是要走的,无需过分悲伤。
当然,他也有真情流露的坚持,李小龙猝逝后,他大感伤心,决定不再写功夫片剧本。
古龙去世后,倪匡便已看淡生死。第二年,他在台北受洗,笃信基督,也不再酗酒。那年他还为自己写了副对联: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一派洒脱气。几年后,他又早早给自己写好墓志铭:“多想我生前好处,莫说我死后坏处。”
倪匡的游戏人生,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他写死了《天龙八部》里的阿紫。
1965年,金庸要去国外出差,便委托倪匡代笔连载一段时间,要求不能写死任何一个人。结果回来一看,倪匡把阿紫的眼睛写瞎了。这是因为倪匡不喜欢阿紫的阴狠毒辣,便将之写瞎,反倒让许多读者心满意足,金庸也无可奈何。
他写卫斯理时,曾误写卫斯理流落南极,杀了一头北极熊充饥并剥皮取暖。这当然是常识错误,有读者一再写信说他不够严谨,南极何来北极熊。倪匡“无赖气”发作,在《明报》上回了句“南极没有北极熊,可世间也无卫斯理”。金庸也难得幽默一把,说南极本来确实有北极熊,但被卫斯理吃掉就没有了。
倪匡也是自律的,他要求自己每天要写多少字,那就一定会写多少字。说不再酗酒,那就真的不滥饮。有人问他戒酒原因,他说:
“我不饮酒,并不是戒酒,而是喝酒的配额已用完了。不过,这额度经常因为好酒当前而有弹性,挤一挤还可以有5%。”
他有三十五年烟龄,一度一天抽四五包烟,可据说某日清晨听到上帝呼唤他不可再抽烟,便下定决心戒烟,从此再也不碰。他自称“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在写作这份事业上极有职业道德,从不拖稿欠稿,早期因为写得太快,反而经常故意放几天才准时交稿,三十年如一日。
天分与自律,在他身上可真是一样都不缺。当然,还有洒脱,某日觉得自己江郎才尽了,便彻底搁笔。
但说实话,倪匡的成功也有时代之功。当时传媒高度发达、内容却无法及时跟上的香港,简直是写作者的天堂。倪匡的小说若用如今眼光来看,不乏粗糙之处,想象力有余,但缺乏严谨,适合消遣但缺乏深度。
尤其是在科幻题材已经日新月异的今天,再回看《卫斯理》等作品,阅读体验就明显不佳。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来说,有倪匡,有金庸、蔡澜,还有港乐港剧,那可真是一个黄金时代。
最让我欣赏的是倪匡的洒脱豁达。1992年,他选择移民,前往旧金山。他在家中种花养鱼,自称“厨艺第一、园艺第二、文艺第三”。因为洗手间能见到金门大桥,便有了“举头看金门,低头看‘小鸟’”的诗句。
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我不喜欢受约束,不爱争胜负,不喜欢正经八百,也绝不会道貌岸然。”至于朋友,则是“顺眼的多来往,看不顺眼的,不管你怎样,当你不存在。”
倪匡的传奇人生,离不开“幸运”二字。但幸运并非无因,而在于洞察力。他在人生中的每一次抉择,都远离了可能会到来的灾难。他在作品中的天马行空,本质也是天性的体现,而这个天性,就是“一生爱自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